Monthly Archives: 09月 2011

我还记得那个年轻自信的伯南克:大胡子，眼睛犀利，语速很快，后两条是很多脑袋速度很快人的共同特点。我还记得他嘲笑日本银行的口气：他觉得日本银行连日本的通货紧缩都搞不定，简直不可理喻。他说道：你让日本银行的员工，一人扛一麻袋钱，上街见什么买什么，我就不信没有通货膨胀。 好吧，这不是他的原话，但八九不离十。这是将近10年前，我在北京的一个会议上看到听到的伯南克。不到10年后，美联储的员工还没有惨到要一人扛着一袋美元上街买东西，伯南克也没有开着直升飞机从天上撒钱。好吧，这其实就是他领导下的美联储在所谓的“数量宽松”政策下干的事情，这话一说都一两年了。 现在美联储不搞数量宽松了，要搞什么扭曲或者扭转（twist）。具体的做法就是，卖出4000亿美元的短期国债，买进4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希望借此来拉低长期利率，从而刺激经济。我看到那个消息的一瞬间，就冲到办公室的走廊里，对在那里的几个同事叫道：美联储在干蠢事，这不会有用的。 我的这个断言当然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目的，不然没法吸引同事的注意。更深的原因是来自于我读过的芝加哥大学的John Cochrane教授给出的理由。 好吧，John Cochrane其实没有反对“扭曲”，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反对数量宽松。我觉得他反对数量宽松是错误的，只是，他给出反对数量宽松的理由用来反对“扭曲”，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John Cochrane给的理由极度简单：他认为数量宽松（现在把这想象成“扭曲”），所做的只是改变了美国政府债务的期限结构—市场上多出了一些短期的债务，而减少了等量的长期债务。如果这就能刺激经济的话，那以后刺激经济也太简单了–只要财政部多发短期债务，少发长期债务，其它什么都不用做，经济就能更快增长，就业就能增加。而美联储所谓的“扭曲”操作，实现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结果：货币供应并没有变化，财政赤字也没有增加，什么都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市场上联邦债务的期限结构。 通过改变债务期限结构来刺激经济的理论，我是没有见过。但是，我能想象你得做出很多很出格的假设，才能让这件事情有刺激经济的作用。好吧，我其实是见过一些论文的，论述的都是应该延长期限结构而不是缩短。短期债务是对一个国家而言是有很大风险的，看看希腊的惨象就知道了，希腊人一定很后悔：悔当初没有借期限30年的债，而是只借了期限3年的债。现在债主上门，拿什么还钱？好吧，我走题了。 当然，我说的这点浅见伯南克不可能不明白，问题是他还是选择了这么一个极有可能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政策。这件事情在我看来，是伯南克对美联储穷尽了政策，内外受到各种质疑，但又面临经济二次探底危险的妥协。 从政策的角度，几乎所有人（甚至克鲁格曼）都同意，美联储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让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做更多，和让一个打光了子弹的士兵继续杀敌没太大区别。不少人都同意，财政政策才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只是左翼经济学家（例如：克鲁格曼）和右翼经济学家（例如：卢卡斯和巴罗）对采取什么样的财政政策持有的几乎是完全相反的观点：前者认为应该更大的政府支出，更大的赤字；而后者则认为，高税和对未来税收水平的不确定性才是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好吧，我又走题了。 不仅美联储已经没有政策空间，而且美联储内部的不同意见已经非常明显：最近几次重要的政策决定，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都有多达3位委员公开反对。没错，公开市场委员会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只是，在一个目前只有10个人的委员会里（正常情况下是12个人），如果有3个人公开反对一件事情，你可以想象内部的不同意见有多大。 除此之外，还有外部的政治压力。虽然政客们可以满嘴跑火车，但是如果不止一个共和党总统侯选人，用很强烈的语言批评联储的政策，甚至用到了“叛国”这么重的字眼来人身攻击伯南克，你也可以想象伯南克面临的压力。 这是，美联储又不得不作为，因为指望通过财政政策来拯救美国经济避免二次探底（不管是按照左翼的药方还是右翼的药方），想要通过那个疯狂的国会，几乎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个国会只会变得更加疯狂，因为选举就要来了，还是总统大选。 所以，一边是弹药用尽，内外压力，另一边是不得不作为。所以，美联储的政策决定，在我看来，只能被形容为“不得不作为的无作为”。然后，还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扭曲。不知道这是在形容政策，而是在形容美联储现在的尴尬位置。

写于两周前，发于最近的《瞭望东方》 2011年9月xx日 提要：尽管宏观经济指标显示，中国经济很可能正在走向“软着陆”—物价持续上涨的势头已经得到扼制，预计通货膨胀从高点回落；而经济增速依然强劲，没有出现2008年调控时经济增速骤减的现象—但2011年的四季度至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全球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大幅度增减。本备忘录就全球经济二次探底时中国可以采取的政策应对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想法。 增长率：通过出台大的经济刺激政策来维持增长率的做法应该尽量避免。在全球经济二次探底之时，中国经济增长减缓再所难免。增长率，在中国的经济现状下，已经无法反映：1.增长的质量；2.对弱势群体的保护；3.经济结构的调整；4.就业增长的速度；5.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如果出台应对政策，应以以上5点为指针，而非单纯的增长率。 货币政策：大幅度放松银根的做法应该避免，货币政策应以微调为主。中国在2008-2010年间发生的信贷扩张仍有很多遗留问题，再次大幅放松银根将有饮鸩止渴的危险，可能的后果包括：政府和企业的债务大幅增长，银行资产质量下降，投资的回报率骤减以及资产和货物价格上涨。货币政策，因此，只能处于辅助的位置。货币政策姿态，可以由目前的适度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在国际金融动荡的情况下，如果业务正常的机构和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人民银行应该适时为市场提供流动性。鉴于中国的利率水平仍然很低，降息的做法不应鼓励。调整货币政策姿态，更多的应该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来实现。 汇率政策: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应该继续稳步推进，切不可因为国际经济二次探底而再次停顿。国际主要货币的稳定性，在全球经济再次探底的情况下，将会变得更加不可预测。以美元为锚的汇率政策，将愈加不利于中国经济—在短期，美元走势决定人民币走势，美元利率牵制人民币利率，使得中国失去货币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在长期，美元的远期走势很可能会和中国结构转型所需要的汇率走势方向相反，阻碍中国的经济转型。因此，即便在全球再次陷入危机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也不应停止。 财政政策：有针对性和透明的财政刺激将是应对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主要政策手段。中国的财政状况，特别是中央财政，仍然有充分的空间，可以允许有力的财政刺激。但为了保证财政资源被有效运用，帮助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保护弱势群体和避免隐性政府债务的积累，财政刺激务必试图做到：1.任何财政刺激都通过政府预算的方式发生，避免预算外支出，例如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等，变相成为支出主体，积累债务；2.财政刺激以保护民生为主要方向，包括向低收入群体和失业人员提供保护，要避免匆忙上马政府投资的项目；3.在教育，医疗，职业培训，环保等方向，可以加大投入力度。这样既可以应对危机，也对未来高质量，可持续的增长打下基础；4.必要时，首先应该对居民进行减免税费，包括收入所得税，五险一金等。对大型企业，特别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央企，要尽量避免使用任何财政资源。 结构性政策：中国还有不少尚未完成的重大结构性改革，这些改革在短期未必有利于应对危机，但是在长期对实现稳定，高质量和具有包容性和公平的增长则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这其中包括实现关键资源和能源价格的市场化，并通过相应税收来反映环境成本；实现金融深化，增加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增加居民的投资方式，实现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决定；放开市场准入，包括行业准入和地区准入，消除地方保护和企业垄断；减少居民流动的壁垒，实现城乡居民一致的“国民化”；还有就是明确政府在经济中的职责和角色，增加政府行为的透明度。 结语：美国白宫前办公厅主任曾说：我们可不希望浪费一次严重危机（借此来推动必要的改革）。对中国而言，更是如此。如果全球经济再次探底，这将是别人的危机，而恰恰是我们推动改革的机遇。

有不少人觉得GDP和收入不是一码事，人均GDP因此和人均收入也不是一码事，而我在这个博客里把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混为一谈是错误的。 我的语言却是疏松了一点，但并没有犯低级错误。 GDP有三种统计方式：支出法，生产法和收入法。不管怎样统计，三种方法得到的GDP数字应该是一样的（除了误差以外），也就是一个国家的 GDP=总支出=总产出=总收入 因此，对一个国家的总体而言，人均GDP就等于人均支出就等于人均产出就等于人均收入。 支出法的GDP大概最为人所知：GDP=消费+投资+净出口 中国统计GDP的最主要方法其实是产出法（这应该是苏联体系的自然延伸）：GDP=第一产业产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支出必然等于产出看起来有点诡异，这主要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存货投资的东西，任何缺口都被定义成存货（投资），因此支出在会计意义上总是等于产出。 支出和产出必然等于收入则比较容易理解：一个人的支出必然是另一个人的收入或者一个国家的产出，也就是新创造的财富，必然是这个国家的收入（当然，这里国家的意义是地理意义上的，而不是国籍意义上的。国籍意义上的要进行一些调整，但这种调整的量通常不是特别大，除了对像爱尔兰这样的国家，这个国家的银行几乎全是外国人拥有的，而银行又是这个国家很主要的产业）。 收入当然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来细化。总收入=家庭收入+公司收入+政府收入，或者总收入=劳动收入+资本收入+税收等调整。中国这些年的收入特点是家庭和劳动收入在GDP中的占比下降，公司收入在上升，政府收入也在上升。这可能是不少人觉得人均收入和人均GDP概念不一样的原因。越来越多的钱确实没有落入工薪阶层的口袋，但这些钱还是在那里的：进了公司和政府的口袋，因此那也是一部人的收入。你可以认为人均收入无法真实反映收入分配的状况，但均值在任何时候是都无法反映分配的。 最后说一句，人均GDP或者人均收入或者人均产出或者人均支出，不仅不能反映分配，也不能反映福利水平。一个国家的GDP如果全都在生产军火，这个国家的GDP可以很高，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却可以很低，前苏联就是一个例子吧。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和谷主在美国接待国内来的朋友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个印象：这些朋友来美国之前总有一种，即使不是民不聊生，好歹也是萧条的图景，在脑子里。到了美国之后，这些朋友，往往对看不到民不聊生和萧条感到失望。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朋友说道：这好像不像经济危机阿，饭店门口还有人排队等座位。 我标准的回答总是，往往为了不薄人的面子：华盛顿是没有经济危机的，要看危机的重灾区，可以去密歇根，内华达，或者佛罗里达这些地方。然后我会再加上一句，这句往往不会引起人的注意（因为他们听了前半句往往就满意了：原来他们的想法没有错，只是到错地方了）：即便在那些地方，也未必就能看到贫穷。 今天美国公布了最新的贫困率数据，15.1%，换句话说，每6个美国人中间就有1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绝对人数有4600多万。这对于美国，这个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庞大数字。 但，需要记住的一点是，美国的贫困不是中国的贫困，更不是非洲的贫困。美国2010的联邦贫困线，对个人大约是收入低于11000美元一年，对一个四口之家则是收入低于22000美元左右，作为一个比较，中国2010年人均GDP约为不到4500美元（按市场汇率）。换句话说，在美国一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的收入水平，在中国可以算是一个标准的中产。 当然，这样的比较并不完全合理（因为购买力的原因）。另一个可以比较的是，美国的贫困线大约划在人均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取决于家庭的人数）。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全国的贫困线大约应该划在3000-6000块一年（中国的人均GDP大约是30000块），而中国实际的贫困线在农村是划在1196元一年，各个城市的低保线则各不相同，高的有1万左右一年的，低的只有2000多块一年。或者说，如果中国的贫困线比照美国划在人均GDP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那中国的贫困人口可以轻易达到好几亿，超过六分之一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是没有太多悬念的。 当然，中美的贫困和非洲的贫困又很不一样。美国已经没有绝对贫困了，换句话说，就是温饱已经不是问题。中国绝对贫困人口的比例也比较低了，大部分人口已经解决温饱，主要的贫困是相对贫困。非洲则不一样，那里的贫穷就是绝对贫穷。用萨克斯的话说，就是会死人的贫穷—饿死或者被很简单的疾病病死，看看正在东非发生的大饥荒，你就不得不为那种杀人的贫穷感到震撼，无奈和悲伤。 所以，此贫困非彼贫困。

我二月份的时候写过一篇博客《两个人生》，里面讲到了一本书《坚不可摧》和一个作家劳拉·希伦布兰德。 熟悉这个博客的人应该知道，这个博客很少谈经济以外的事情（因为不想不懂装懂），也很少推荐书（因为实在读书太少），《两个人生》一文属于破了两个例，可见我对这本书的喜爱，那篇文章也出我意料的成为了今年我写得为数不多的博文中很受欢迎的一篇。 前几日，母亲打电话来，说重庆出版社寄来了此书的中文版。编辑说读过我的那篇博文，觉得喜欢，因此想寄一本给我看看，后来碾转打听到我母亲的地址，就寄了过去。 我还没有看到书，因此不知道翻译的质量。不过，如果你也想读读这本书且又想读中文版的，这本书的中文版已经面世了，当当卓越都有卖的。

我觉得，辩论中国的税率是不是太高，税负是不是太重，是很必要的。但是，月饼税的问题，不属于这个范畴。  一个合理的税收体系，你希望实现的是在收税的同时，尽量的避免因为税收产生的扭曲。  假设有两个公司，一个公司给自己的员工全部发现金，而另一个公司只发一点点现金，剩下的都发实物-购物券，汽油票，替你交房租，逢年过节发烟，发酒，发月饼。或者想得再极端一点，这个公司的工资干脆这么发，员工所有生活的用品都由公司来发实物（操作上可以，比如说，保留所有发票然后报销），剩余超出的部分才发现金。  一个公平合理的税收体系，应该保证，不管公司怎么发工资，应该交得所得税是一样多的。这就要求，发实物和发现金应该交得税也是一样的。不能因为一个公司发了500块钱过节费就要交税，另一个公司发了500块钱月饼就不要交税。月饼当然是相对小的一件东西，回到我上面的例子，如果实物工资（福利）不用交税的话，那就会造成很大的扭曲和不公平。从这个意义上，发月饼应该交税，发馒头要交，发什么都应该交。  请注意，你可以认为中国的税太重了，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不是反对月饼税的理由，这应该针对的是现有的个人收入所得税体系。  这个话题可以很长，我只想在最后说一点：对实物福利不收税，最后很可能造成的是一个非常累退的税收体系。一个普通挣工资的人一年能有多少实物福利？没有多少，交不交税的差别其实不会特别大，心理的因素要大大超过交的税。真正拿实物福利高的人群是什么人群？我想一定级别的官员和企业高管是比较容易想到的。他们享受配车，有司机，大办公室，出门头等舱五星级酒店，各种非现金的福利很多。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群有很大的灵活度来选择或者决定自己的收入和福利是以现金还是实物的方式发生。如果可以实现，应该做的是让这部分人群对非现金收入也交税，而不是反过来，取消工薪阶层那不算多的一点实物福利的税收。

写了几个星期了，发于最近的《瞭望东方》。 欧洲的债务危机会不会全面爆发？全球经济会不会二次探底？中国能否独善其身？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否安全？这些都是最近热门的话题。这些问题当然都很关键，但在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进入整整第三年的今天，全球经济还面对如此之多的挑战这件事情本身，恐怕是更有意义也更重要的问题。 如果简单一下回顾2008年危机以来全球的经济政策，那就是全球各国的政府动用了史无前例的庞大货币和财政刺激和金融稳定措施，来试图对抗私人部门的萎缩和金融体系的崩溃。其结果是，灾难也许被避免了，但很多政府也已经几乎穷尽了自己的弹药–货币政策已经松到不能再松，债务也已经上升到了危险的程度。如果真的有第二波金融经济海啸到来，无论源头是欧洲，美国或者日本，很多政府不能说完全无能为力，但应对政策的空间将会相当有限。就拿处境比起欧美日优越得多的中国来说，如果全球经济再度探底，重复2008年后采取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可行性和可能性都大幅度降低：我们过去几年上马的项目还没有完工，积累的问题还需要时间消化，再来新一轮的刺激，谈何容易？ 这里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是，货币和财政政策，是可以用来应对一般的经济波动的。但，这场危机不是一般的经济波动，而是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的集中爆发。“如果道歉有用的话，那还要警察干嘛？”是多年以前台湾电视剧《流星花园》里的道明寺爱说的一句话。在这里，我想稍微借用一下：如果印（收）票子和增加（缩减）赤字就能解决问题，那还担心经济危机干嘛？ 各国政府指望用一时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来应对结构性问题，现在看，只能算是一种权宜之计。欧美最终做的只是（部分的）把私人债务变成了公共债务，可是债务还是在那里。而中国大规模的信贷扩张和投资，是让一个依赖投资的经济变得更加依赖投资，如果没有最终的需求，这些投资的回报就很难实现，进一步的投资也很难维持。一边是过度的需求和不足的生产留下的债务，另一边是过度的生产和不足的需求留下的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一边的问题更急切，更危险，但却相对容易修理：过很多年苦日子然后努力工作就行。说容易修理，是因为这些国家很快就将面临硬的约束–借不到更多的债。在硬约束下，一切都容易发生，用这种方式或者那种方式。另一边的问题看起来有惊无险却更难改变：我们还有很多的资源和空间来维持旧的模式。我们不是借债的人，而是借钱给别人的人，我们不用担心评级机构下调评级。 但欧美的债务危机和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一下就真切的反映出，欧美的问题一样也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希望欧美能实现复苏，拉动出口；另一方面，我们又希望欧美控制债务，避免出现违约。但这两件事情在短期根本就是矛盾的。控制债务，必然意味着缩减开支，直接会影响对我们的进口；而如果进口强劲，则意味着债务的增长，那违约的可能性就会上升。因此，市场对欧美的约束，同样也是对我们的约束，约束的方向不同就是了。 政策空间的缩小，没有了腾挪的余地，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把各国政府面临的真正挑战明确无误的展现出来。欧洲和美国已经很明确，控制债务是第一要务，再痛苦也要控制，因为市场已经不再有耐心。中国的挑战也很明确，要在欧美节衣缩食的世界经济里继续保持我们这个庞大经济体的增长，可以依赖的只能是国内的市场。这中间理顺关键价格，调整收入分配，深化金融改革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以及打破市场壁垒，都是困难但是必须进行的改革。这中间一样会有痛苦，改变现状总是会让一些人遭受损失，但这是用短期的代价换回长期的繁荣。不作为，未来的痛苦只会更大。 没有人希望全球经济二次探底，但如果真的发生，这一次应该是全球所有政策制定者彻底告别权宜之计的时刻。危机，有时候才是改变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