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02月 2010

风向变得是很快的。   半年前，我被问道最多的问题是：中国的增长数据是不是假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有些人更隐含的问题是：中国怎么还没有崩溃？）。半年后，我被问道最多的问题是：中国有没有泡沫，泡沫什么时候破？（直接或者间接的，有些人更隐含的问题还是一样：中国怎么还没有崩溃？）   我碰巧是一个对中国经济一直相当看好的人—尽管中国有无穷多的缺陷，特别是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越来越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方面，但中国经济的相当大的一块已经十分灵活，能够在各种环境下存活并繁荣；中国有很多很多向往富裕，能吃苦，勤奋工作的人们；中国的高储蓄率（也许是过高的储蓄率），虽然也许超过了最优的水平，但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需求；中国有无穷多充满创造力的企业家，在各个领域寻找利润的空间。所以，对我而言，谈论中国经济的崩溃是一件十分难以想象的事情。同样，对于一个悲观的人，也可以列出一长串为什么中国必然崩溃的理由。我对这些人通常的回答是，从我十几年前开始关注中国经济开始，中国经济每年都会被一些人判死刑，理由各不相同，开始是国企，后来是银行，再后来是财政负担，再再后来是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等等等等，但这些人最后被证明都是错的。（无独有偶的是，其实也有一些唱衰印度的一些人，总是预言为什么印度会崩。当然，还有一些唱衰中国，看好印度的人）。   当前流行的为什么中国有泡沫/要崩溃的理由无非几个：1.去年信贷狂增，接下来就是大量坏债和通胀；2.中国的房地产存在泡沫，特别是去年有大量的银行资金流入，导致房地产价格过高，一旦泡沫破裂，直接拖垮中国经济/金融体系；3.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大量借贷，投了过量的基础设施，迟早会是一个定时炸弹，会导致巨额的财政负担或者银行坏债。   首先我得说，这些担心本身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也担心坏债和通胀，我也担心资源的错误配置，我也担心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最后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无底洞。但这些事情会导致中国经济走向崩溃？我是很难相信的。   前面提到的第一点和第三点，总的说来是担心中国去年发生的巨额投资的，私人投资也好，地方融资平台投资也好。在我看来，不管中国的投资有多大，中国仍然是一个资本相当稀缺的国家。从宏观的角度说，中国的投资，在当前的阶段，很难会过多。中国独特的金融市场加上政府主导，使得中国的投资结构往往不太好，有些投资在短期会使过剩的，比如说修一条几年不跑车的高速路，或者建一个几年都住不满的新城。这些没话说都没有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但这些投资大多数至多只能算超前，回报会推迟一些而已，认为这些投资中的一大块会是永久性的浪费，我很难相信。至于通货膨胀，虽然会造成很不好的分配影响和社会后果，但那些说高通胀的人也就是在说5-6的通胀率，这怎么说也不能算是致命性的通胀，要不然现在已经是两位数通胀的印度就更不要过了。换句话说，大概没有人真的相信中国会出现恶性的通胀。   房地产的事情稍微复杂一点。这里我不想对房价做太多的评论。我只想说，中国的房价是有很强的支撑的，一是大量的人口还在进入城市；二是中国的高储蓄率。就说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吧，中国的居民储蓄余额大概有20万亿之巨(这还不包含企业的储蓄，也在20万亿左右)，这20万亿储蓄的真实回报率接近于0。在很多人觉得买不起房的同时，中国也有大量的家庭是用现金买房，一次付清的。很多这样的家庭也许是用了几代人的储蓄，这正是中国购房者不同于美国购房者的地方，也使得中国的金融体系并没有太多的暴露在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之下。从宏观稳定的角度说，中国的房价即使出现大幅度的下降（虽然我并不觉得会发生），中国爆发美国式次贷危机的可能性也是相当小的。   我其实有自己心目中中国经济可能会遭受重挫的情形，不想在这里说，只是觉得最近那些流行的看衰中国的看法，自己不是很同意。

这周的《60分钟》很好看，总共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讲“臭名昭著”的黑水公司如何草菅人命的――这一次是美军的命；第二个故事将的是一个新能源公司Bloom Energy如何可能革命性的改变人们用电的方式――两个小盒子加一个油桶，就能提供一个家庭的用电，从此家庭不用再从电网接电，或者是如何可能成为硅谷又一次昂贵的失败－－这个公司吸收的风险投资在3亿美元左右（包括曾经投了网景，亚马逊和Google的公司），而其还没有正式向市场推出产品；第三个故事是关于世贸遗址的，为什么在911发生将近9年之后，世贸遗址还是一个大坑，按照最初的计划，这会儿世贸遗址应该已经是高楼耸立了。对了，这还是在世贸遗址上已经花了70亿美元之后，那里还是一个大坑。   关于世贸的故事，总结起来比较简单，至少根据《60分钟》的报道，症结就是金钱，政治和完全没有任何效率的官僚体系。世贸的东家是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一个硕大无比的准官僚机构。   世贸的故事和Bloom Energy的故事简直就是对美国有效率和无效率两个极端的写照。很多人都觉得美国有民主，所以美国政府应该相对的更有效率，更好的为老百姓服务。我对这件事情的幻想早就在我第一次和美国政府机构打交道的时候就消失了，世贸遗址的事情，只是美国政府（和准政府机构）一样十分缺乏效率的一个体现。美国政府的无效率，远不只是在这一个方面。   我一直都感叹美国有一部好宪法，那是一部处处都在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法。当然不只是宪法，更广义的说，正是对政府的限制，才让这个国家的创造力，更准确的说是个人的创造力，没有都像世贸遗址那样，被官僚们扼杀。所以，才有了Bloom Energy这样的故事：一个NASA的科学家，原先是负责设计在火星上制造氧气的，他需要一个很有效率的装置使用能源来制造氧气。后来上火星的计划被搁置了，他有了一个主意：为什么把整个装置的功能反过来使用――也就是用氧气和燃料很有效率的来制造能源。后来，就有了Bloom Energy的装置：几个小盒子，一桶燃料，不需要燃烧，不会发热，更重要的是不再需要电网远程输电，就能为一个家庭提供足够的电力。Google和Ebay这样的公司已经开始使用Bloom Energy的试用品，效果据说不错。而且，这个装置的价格，一旦大规模制造，据说可以相当的便宜。整件事情，完全是私人资本在支持，在承担风险。   有人也许会说，世贸的事情在中国绝对不会发生。这也正是我对谷主说的。我说，这事要是发生在中国，政府高层早就强力介入了，开一个协调会，主要领导一拍板，最后加班赶工，还能保证按工期完工（当然，也有反例，比如说央视新楼边上那个焦糊的裸了一年多的配楼）。不得不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府确实比美国政府更有效率――修路盖楼架桥，这个世界上还很少能有政府能跟中国政府比的。但，这件事情是有反面的，强势政府推动事情推动的快，扼杀事情也会扼杀的很彻底。但到最后，推动的事情是可以衡量的，但扼杀的事情却不可以。所以，到头来，全是成绩，没有错误。   这场全球危机，让世界各国政府的角色都在膨胀，中国的也是。认为市场能够自我纠正一切的看法显然是有巨大局限的，但此时此刻，尤其需要提醒所有人，政府也并不神奇。

昨晚和谷主吃饭的时候聊起了中国减持美国国债的事情。我先跟谷主讨论了一下为什么美国财政部公布的TIC数据，未必真的能反映中国全部持有美国国债，我个人怀疑中国真的能净减持美国的国债，但是这也只是个人的怀疑而已，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然后我们讨论了一个稍微更严肃一点的问题：中国减持美国国债能不能给美国人颜色看？这个问题的答案不难猜：能或者不能。既然很多人都觉得能，我昨晚就给了一个为什么答案可能会是“不能”的理由。我不是故意想抬杠，而是我真的这么觉得。 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岛上住着三个人，王二，张三和李四。王二干得多吃的少，每年下来都有余粮。张三是自给自足式的，一年到头正好吃光花光，不多也不少。李四有点好吃懒做，每年自己的粮食都不够吃，得找王二借才行。几年下来，王二手上全是李四打下的借条（俗称，外汇储备）。不过得记住，粮食这东西有个特点，没法放，不吃就烂了。所以，王二也有自己的问题，不借给李四多生产出的粮食也是烂掉，谁让王二自己吃不掉呢（俗称，内需不足）？ 然后李四老打白条，还嘴上不干净，说什么都是你王二生产的粮食太多，遏制了我自己生产的积极性，你丫要是不生产那么多自己又吃那么少（俗称：全球储蓄过剩Global Saving Glut），我可能这么好吃懒做吗？ 我没告你倾销就不错了。 王二觉得很窝火，又想起李四干得一些别的让自己觉得窝心的事情，一咬牙，老子今后不收你的借条了（俗称：减持美元国债）。但现在有了一个问题，不收李四借条没问题，但每年多打的没吃掉的那些粮食还是在那里。王二于是只能找到张三，说我这里粮食多，要不然借给你吃吧。你不用把张三想成一个人，可以有上百个张三，有的小名叫小英子，有的小名叫小法子，有的小名叫小德子什么。张三想，王二来得正好，昨晚李四还说要来借粮，要打一张借条，搞得我这里粮食太够吃了，这样一来就好办了，于是打了一张借条给王二，拿走了粮食。第二天李四来借的时候，一手把王二的粮食交给李四，一手收下李四的借条。 王二现在高兴了，你看，我现在手里换成张三的借条了，就不借给你李四，饿死你。张三还是老样子，粮食刚好够吃，但就是手里多出了一堆李四的借条，但同时欠了王二一屁股债，数一数，两边正好一样多，所以还能睡一个安稳觉。李四那边还是打着饱嗝，懒懒的，你王二不收我借条，就以为我就借不到粮啊？你大概还觉得借给张三的粮都给张三吃啦，才不是呢，转个圈又到我这里来了。 但从此，天下太平。王二继续种他的粮就是不吃，张三继续自给自足，李四继续打白条。世界还和以前一样，但大家的幸福感都提高了。 谷主没有完全被我的故事说服，我的故事也只是一种相对极端的情形，后面有很多假设的。以前也写过一个王二的故事（原始版和洁版），也是关于外汇储备的，故事其实也是类似的。

春节前，我和谷主，和大多数生活在美国中东部的人们一样，被大雪困在家里整整7天。而美国的联邦政府则关门大吉了四天。华盛顿这个冬天的降雪，已经超过了有记录以来的极值。不过，下雪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在坐在家里安心的读点书。   我前段时间回国，又背了一些国内的书到美国。我每次回国，只要时间允许，都会到书店扫书。这次带的书绝大部分都是给谷主买的，我自己就带了一本易纲的新书《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商务印书馆 2009年12月第一版），我被大雪困在家里的那几天就在读这本书。   易纲，很多人都应该知道，现在是中国2.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大管家，也是中国的高官中为数不多的真正的学者出身。这本书收录的是过去几年易纲写的文章和讲话。   这是一本乍一看很容易被当作官样文章的书，因为里面确实有不少文章就是易纲以央行副行长身份发表的官方讲话。即便那些非官方讲话，限于身份和敏感性，和民间的评论家和学者语不惊人死不休不同，很多的文章也被精心“包裹”的没有了太多的锋芒。   但读这本书的乐趣，就在于寻找那些被“包裹”了的锋芒，寻找那些被官样文字掩护了的非官样的观点――这些观点，经常是在大段看似平淡和官方的铺垫之后，用一两段或者只是几句话稍稍的带过，让人有非常不过瘾的感觉。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在去年年初，全世界都在为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叫好的时候，易纲就指出（关键部分只有一两个小段），这样的货币政策很可能效果有限，而且会有负作用。果不其然，不到一年之后，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忍受着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负作用――从印度到巴西，从台湾到香港，热钱拍岸。当然，那些平淡和官方的铺垫，未必真的就是平淡。只是我读东西的习惯，更关注的是那些我不知道，没想到或者觉得有新意的东西。给定我对书中谈到的很多内容和不少观点已经比较了解，我觉得书中很大的一块平淡也不足为奇。   这不是一本普及版的书，换句话说，对一个纯粹只是对中国的金融市场，货币政策或者更广义的政府角色感兴趣但对相关的领域并没有太多了解的人而言，这本书读起来可能会比较枯燥。这也不是一本纯的学术著作，换句话说，如果你是一个从模型到模型，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人员，这本书未必会给你更多的写论文的灵感。但对于处于这两个人群中间的大多数在经济，金融和政策领域工作的人而言，对于正在相关领域读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而言，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中国很少有既受过严谨的学术训练，又有长时间的实际政策面的经历，且能够站在相当的高度，并敢于表达自己观点的人出来写书了，这本书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例外。   全书的结尾，就是这个研究方法之中西方对比的演讲。

没有人会怀疑，中美关系，即便还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这不仅是因为中美两国各自的重要性，而且也是因为中美各自并不视对方为朋友，双方充斥着不信任和不理解。   你也许会觉得这么重要的双边关系，两个国家应该彼此十分了解。这没错，双方确实都花了大功夫琢磨对方。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形成机制之后，中美两国的财政部都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有专职的人员来筹备对话中涉及经济的部分，双方都有相当高级别的官员直接过问，任何消息几乎都是直接“通天”的。我碰到过中国的官员，能够随口报出美国的某份可能针对中国报告的预定公布日期和可能的口径。我也碰到过美国的官员，能够随口报出国务院某个部部长的名字甚至某委一个副主任分管的是什么。   但从另一个方面讲，双方的了解程度还远没有达到彼此关系所要求的那种水平。这里面有语言和文化上的因素――这其实是一个相当大的鸿沟；这里面有先入为主的成见――直到今天“共产主义中国”和“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样的提法仍然还屡屡出现；这里面有人力资本上的缺口――美国政府里有一些中国通，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过，能讲中文，但即便对这些中国通而言，因为中国的政府和政治缺少足够的透明度，他们的知识也是相对有限的。在中国政府里面情况可能反过来，虽然美国的政府和政治相对透明，但中国的官员，除了外交部以外，很多人都是一直在中国工作的，真正的美国通比较少。这里面有媒体的因素――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质量不低，但视角经常会比较偏，以负面新闻为多（虽然，这不是只针对中国一个国家的）；中国媒体对美国的报道，数量不少，但质量不高，经常只是报道简单的事实（虽然，这也不是只针对美国一个国家的）。不管怎样，双方的缺乏理解，有时候能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我听过中国的官员抱怨，中国一位部长到美国访问，前前后后见了几十个国会议员，给这些议员们讲中国，得从最基本的ABC讲起，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也就是当天华盛顿邮报上关于中国的新闻。我也听过美国的官员抱怨，中国的很多官员似乎缺乏最基本的对白宫和国会，联邦和州关系的理解，很多事情不是白宫说了算的。   然后，最麻烦的是，当美国的民粹主义遭遇中国的民族主义。今年，双方的外交恐怕最后都不能被称作外交，而只能叫做“内交”。随着美国失业率的居高不下还有中期选举的临近，美国的政客们，自总统以下，都会逐渐提高他们“民粹主义”的调门，其中很多会是针对中国的――从贸易到汇率，从网络战到太空战，从中国威胁到中国崩溃――但他们的听众其实主要是美国国内的选民。一个可以预见的可能性是，民主党的选举形式越岌岌可危，白宫和国会对中国的口气会越强硬，都是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而到了中国这边，民族主义会把任何不对美国说“不”的行为都被诠释为软弱，对任何美国的行为，不管只是姿态上的还是实质性的，都要进行强硬的反击，国际场合以不和美国合作为荣，动辄把事情上升到“遏制中国”的高度，凡事背后都有针对中国的阴谋。然后这中美两边的这两种力量会相互加强，原先就不够信任和了解，一来了情绪就更难预料事情会如何变化。   格林斯潘的夫人，NBC的首席外交记者米契尔(Andrea Mitchell)在最近的一档关于中美关系的新闻中结尾处说道：中国人连借给我们的熊猫都要回去了（指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熊猫“泰山”和亚特兰大动物园“美兰”回国一事，此事其实和最近中美关系没有任何直接关系），虽然他们完全有权利这样做，但这恐怕也预示着中美关系不妙的前景。

去年圣诞和新年假期之间的办公室格外清闲。不过我和我的法国同事还是在一起奋力工作，为即将到来的又一次远行做准备。然后，一个英国同事突然闯了进来，对我说：你们那个武广高铁通车了，你们的高速火车挺气派。然后无事可做的英国同事，又非常严肃的跟我们讨论，为什么中国选择了武广段，这一段地形相对复杂的路线作为第一条远程的高铁，他觉得选京沪线似乎更合理一点。后来，我知道，整个京沪高铁，几乎完全是用桥梁的方式贯穿全线，是一条用钢筋混凝土托起来的铁路，一个原因是这样可以节约土地。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了“被高速”的事情――不是所有人都对高速铁路欢心鼓舞的。高速铁路的票价更高，挤压了普通火车的数量，最后增加了不少人的出行成本。而对很多人而言，时间是相对不重要的，舒适度是相对不重要的，钱才是相对重要的。“被高速”的抱怨合情合理，我同意，我的没有在中国生活过一天的英法同事们也同意。   必须得说，不是所有的市场都会有“被高速”的问题，应该说大部分市场都不会有。和很多其它市场不同，在远途交通方面，铁路的中低端替代品比较少，供给也受运力限制，这才有了“被高速”的问题。如果有好的替代品，坐不起高铁的人可以选择别的交通工具。如果供给没有限制，那高速铁路也不存在挤出普通火车的情形。   但“被高速”只是一个更广泛问题的缩影――就是有限的资源，在这里是铁路运力，如何在一个收入差距日渐不平等的人群中分配。很多人，包括过去的我，可以很轻易的说，春运问题最后是一个价格问题，把价格提高到足够的水平，春运期间火车票紧张的情形就可以被消除。所谓刚性需求的说法，自然是站不足脚的。你把车票提高到1万块一张，保证火车站门口门可罗雀。   但上面的这个想法，忽略了一个极度重要的维度，通过火车票提价来减少客流挤出的是什么样的人群――很明显会是低收入的人群，这里恐怕主要是农民工，当然还有那些回家意愿相对较弱的人群。   从控制人流角度，提价绝对不是一个坏注意。但从平等和公正的角度，这就很难讲了――为什么收入本就不高，一年到头背井离乡的农民工，最后在春节回家团聚的事情上也要做二等公民？也要被挤出？也要为更有支付能力的人群让路？   也许有人会说，这就是收入低的命运。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但，所有倡议春运期间大幅提高票价的人（包括过去的我）都不应该忘记，市场分配的结果，虽然也许是最“有效”的，但却完全未必是有人情的。忘记车票提价的分配后果，是一个重大的疏漏。

产能过剩   昨天，谷主给我看了一份北大的卢锋教授去年十月份写的关于产能过剩的报告，里面有这么一张表格。   表1 有关部门预测市场走势及其检验情况若干事例   预测信息来源 预测意见 实际情况 检验结果 2002年4月计委、经贸委《关于制止电解铝行业重复建设势头的意见》 2005年电解铝年需求量550万吨相比，过剩130万吨。 2005年电解铝产量781万吨，消费量774.85万吨。 对两年后需求预测值比实际值低估40%。 2003年11月发改委等五部门《关于制止钢铁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 预计到2005年底将形成3.3亿吨钢铁生产能力，大大超过2005年市场预期需求。 2005年钢铁产量3.5亿吨，消费量为3.4亿吨，产能4.3亿吨。 对两年后产能预测值比实际消费量低3%，对两年后需求预测“大大”低估。 2003年11月发改委等七部门《关于制止电解铝行业违规建设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 按目前发展态势，2005年底电解铝产能将超过900万吨，远远超过2005年全国电解铝预计消费量600万吨水平。 2005年消费量为775万吨，产能1079万吨。 对两年后消费预计值比实际消费量低29.2%。 2005年11月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制止铜冶炼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的通知》 目前在建、拟建铜冶炼项目总能力205万吨，预计2007年底将形成370万吨铜冶炼能力，远远超过全国铜精矿预计保障能力和国际市场可能提供铜精矿量。 2007年消费量为399万吨。 消费量“远远超过”有关部门对两年后原料供应能力预测值。 2009年3月《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2009年我国粗钢产量4.6亿吨，同比下降8%；表观消费量维持在4.3亿吨左右。到2011年，粗钢产量5亿吨左右，表观消费量4.5亿吨左右。 尚无最终数据 待检验。从1-10月产量和消费数据看，预测值很可能再次低估。 2009年9月发改委等十部委行局会《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目前在建项目粗钢产能5800万吨，多数为违规建设，如不及时加以控制，粗钢产能将超过7亿吨，产能过剩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尚无数据 由于文件没有说明发生产能过剩具体时点，因而难检验。           … 繼續閱讀 →

这篇文章是10多天前2009年GDP数字公布之后写的，发于本周的《瞭望东方》。碰巧的是，这个星期连续多日，胡锦涛，温家宝和李克强都在中央党校讲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迫切性，让这篇文章有应景之嫌。对不起，我没有内部消息，只是看了2009年的增长数字之后有感而发。我还想多说一点的是，转变增长模式有两种大的思路，一是政府出重手，强制经济转型，二是改变经济中存在的激励和价格扭曲，让经济自主的转型。从效果上看，前面一种方法会相对立竿见影，但从可持续性和后遗症小的角度，后一种则应该是更好的方法。我下面这篇文章的前四段绕来绕去就在说一件事情：中国的经济复苏，政府的政策应对只是一个因素，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前些年艰难改革打下了好的基础。不要把2009年中国的复苏，当成是政府更多干预经济，国进民退的理由。现在的政府，应该拿出十几年前政府面对危机时的勇气，打破利益集团，进行一些困难的改革。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中国经济真的实现成功转型，中国经济的绝对增速可能会下降，但我们增长的质量会大大提高，是为题。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2009年中国经济的增速：8.7%。和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不算太成功的“保八”相比，这一次中国经济的V形复苏干净而漂亮。 很多人也许会问，和1998年的中国相比，当前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更高，这场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要远超亚洲金融危机，为什么中国经济反而在这场危机中能表现得更好？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个人的看法是：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深远的变化。十多年前，中国经济的微观主体还是很多十分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中国的银行体系还离商业化十分遥远，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还远没有具有支配作用。现在的中国经济，是一个远比亚洲金融危机时更有活力，更以市场为主导，也更能够自我调整的经济。中国经济此番的漂亮翻身，政府应对危机的政策自然功不可没。但出台刺激政策不止中国一个，1998年时的财政刺激计划在当时看来也不算小，刺激计划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点截然不同的效果，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比起当年，比起别的国家要更加健康。 然而此时此刻，远不是沾沾自喜的时候。相反，这场危机再一次提醒我们，塑造一个健康，有弹性，可持续的经济对于中国何等重要。今天中国经济的底子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艰苦的国企改革，商业银行重组和入世的进程打下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了经济主体缺乏活力的问题，大部分中国企业都有着强大的盈利冲动，可以在世界性的竞争中生存下来或者被淘汰。 但我们也越来越发现，中国式的经济增长，钢筋混凝土很多，人情却很少。经济增长不应该是最终的目标，增加广大老百姓的福利才是。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增长了，就业增长却没有相应跟上；GDP上去了，但很多人的收入增长却滞后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在拉大；老百姓口袋里是有点钱了，但不少人花钱却变得缩手缩脚，生活的焦虑度越来越高；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正在变得越来越稀有，生态环境的恶化还在继续。总而言之，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快，质量却未必好。从粗放的增长转到有质量的增长，正是后危机时代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 转向有质量的增长，就必须改变经济严重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现状。投资和出口虽然也是需求，但并不带来真正的福利。只有消费，才是直接和老百姓的福利相关的。或者说，老百姓的生活好不好和我们又形成了多少万吨钢的产能没有直接关系，和我们又出口了多少万件衬衫没有直接关系，吃饱了，穿暖了，住好了，行便了才是真正的生活好。 转向有质量的增长，就必须改变资本密集的增长方式。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对制造业，特别是对资本密集的制造业依赖度很高，各种政策也在向资本密集的产业倾斜。这件事情的副作用是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就业和工资增长相对缓慢，最终导致了老百姓的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没有收入的相应增长，人均GDP增长再快，很多老百姓大概都还将处于“被增长”的状态。 转向有质量的增长，就必须将生态环境的成本显性地反映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让所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支付必须的成本，从而诱导企业使用更环保，更绿色的技术，在增长和保护生态环境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 转向有质量的增长，就必须让老百姓享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基本的社会保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可以帮助那些陷入困难的人群。基本的社会保障并不等同于福利社会，而且可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不用政府额外掏钱，有些甚至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比如说商业保险和年金，而政府要做的则是促成这样一个体系的建立和覆盖全民。 增长模式的改变，很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速的变缓，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必须改变以GDP为纲的心态，充分就业，收入增长，环境优美与社会和谐，对于老百姓的福利而言，这些都远比单纯的GDP增长重要多了。

几乎整整两个月前，我对朝鲜进行的货币改革进行了下面的评论（文章的标题是：自杀性没收）：   如果黑市的新朝币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大幅贬值几百倍或者上千倍，我会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如果朝鲜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发生恶性的通胀（官价可能不会动，但黑市价格会飙升），我也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相反，如果这些事情不发生，可能才是比较让人惊讶的。   今天看到新闻：   因货币改革失败 朝鲜高官被免职　　 中国日报网消息 据美国媒体报道，2月3日有消息称，主导朝鲜货币改革的劳动党计划财政部长朴南基日前被免职，原因是朝鲜去年进行的货币贬值导致市场经济瘫痪，社会不安情绪也在增长。  报道接着说道：韩国《朝鲜日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实施货币改革以后，市场功能处于瘫痪状态，朝鲜境内物价飙升。”这位匿名人士还透露说：“在朝鲜权力内部，就货币改革失败互相推卸责任，而在这一过程中，主导货币改革的朴南基被免职。” 经济学经常是不准的，但猜这种事情，几乎很难猜错。英明领袖也没办法改变基本的经济规律，所以只能找替罪羊了。

我总觉得通过征收物业税的方法来“抑制”房价，是个稍微有点天真的想法。美国大多数地方都有物业税，税率是各地自己定的（通常是在县一级，当然，美国的县和中国的县概念很不一样），但总的说来不算低，就这样也没能阻止房地产出现泡沫。物业税，收低了，完全不足以抵挡泡沫的攻势，收高了，毫无疑问又会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买个房已然不容易了，还要交税，年年交。有人说，可以分一套房和二套房，一套房免税，二套房开征，这也许能有点用吧，但我估计有了这么一个口子，逃税恐怕也不会太难。   但，我还是支持物业税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中国的税收收入中最大头的就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两项加在一起超过税收收入的50％，这两项都是直接和生产相关的。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各级政府喜欢投资搞项目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一个地方老百姓安居乐业，治安良好，并不直接带来财政收入，一个地方到处都是烟囱反而可能带来大把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物业税，是一种财产税，有一石二鸟的好处。一是改变私人的行为，在长期会使得更多的人偏向于小户型。中国的土地紧张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分配房子，大多数人都住大房子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有物理约束，就那么多地，就能盖那么多楼。适当增加房子的持有成本，可以引导很多人走小而舒适的路线。二是，也是更重要的是，能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物业税，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地方政府的税基问题－你盖完工厂卖完地，以后靠什么吃喝？而且，物业税，和各地物业的价值直接关联，在别的条件等同的情况之下，什么地方越适合人类居住，人们越愿意住那，地方的物业税收入也就越高。这样地方政府的激励恐怕就不是总是上项目了，而是会更重视搞“和谐社会”――我指的是真的和谐社会。   不过我还得说，税总是税，如果开征物业税，政府应该考虑在别的方面减税，比如说个人收入所得税。征物业税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应该是为了调整税收结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