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12月 2009

在全球变暖的辩论中，谁来减排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不需要由政客和政府来决定的。减排成本最低的国家或者行业进行减排，是任何一个运作良好的减排框架（Cap and Trade也好，Carbon Tax也好）都会最终实现的，这是科斯定理的一个自然延伸。不要觉得科斯定理老掉牙了，Cap and Trade的背后，直接就是科斯他老人家的洞见—你把产权（这里更具体的就是排放的权利）定义清楚了，市场能够找到最有效率的减排方式。 问题的关键是排放的权利如何划定。 我刚开始学经济的时候，做作业，关于科斯定理的。题目大概是这样的（经过我大量改动）：一个宿舍住六个男生，其中有一个人抽很多烟，让剩下5个人都吸二手烟。请运用科斯定理，缓解这个问题。 事实上，用无穷多的方案，或者说权利分配的方案，可以缓解这个问题。但有两个方案特别有趣。 方案一：定义在宿舍里抽烟是每个人的权利，如果想让一个人不抽烟，那可以通过补偿这个人的方式实现。 方案二：定义宿舍里的每个人都享有清洁空气的权利，如果一个人想在屋里抽烟，那也可以通过补偿其它人的方式实现。 两种方式，最终可以通过数学证明，都能实现让那个抽烟的人少抽烟（严格的说，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实现完全一样的减排效果）。但方案一意味着宿舍里剩下的5个人必须出钱，让那个人少抽，而方案二则意味着，那个抽烟的人必须出钱才能抽烟，从而自然而然的会减少抽烟。 从最终减排的结果上说，两种权利分配没有太多不同。但从真正的利益分配上说，两种分配则有天壤之别。 全球变暖问题上的利益分配，比这道作业题稍微复杂那么一点点。 现在的情况是，那6个人中，有2个人（欧美）已经抽了一整天，现在总算消停一点，但问题是整个屋子已经搞得乌烟瘴气，然后第3个人（中国）突然开始大口猛吸一种劣质烟，把屋子搞得更加乌烟瘴气，然后剩下的3个人（亚非拉）正在学抽烟，但还没怎么抽过。 从减排的角度说，最重要的目标恐怕是让那个抽劣质烟的少抽一点，也就是中国需要控制排放。但一样有无穷多的权利分配方式可以实现这个结果。 一个方案是：定义所有国家都没有再继续加强排放的权利，而且必须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0%，如果要增加排放，则必须从别的国家购买。这个方案当然会实现中国控制排放，因为如果中国多排放，就要花高昂的代价从别的国家购买（一个普遍的排碳税也会实现类似的效果）。但从利益分配的角度说，中国会是输家，亚非拉也会是输家，而欧美则会是（相对的）赢家。毕竟，增量的排放已经主要来自于中国和亚非拉，欧美的排放已经很稳定，并开始减少了。 还有一个方案是：定义每个地球人都享受一样的排放权利，这个权利就是，比如说1990年全球人均排放量的80%，当然，可以通过花钱的方式购买配额。这个方式一样可以实现让中国控制排放，因为不少国家会发现，在中国关闭一个高排放企业的成本要比在发达国家关闭一个已经很环保的企业成本要低得多，他们很可能会愿意出钱从中国买排放权利，而中国则相应的进行减排。这个方案，最大的受益者会是亚非拉，因为那些国家的人均排放量要远低于1990年全球的人均排放量，他们有大量的排碳权可以出售，而欧美则会是巨大的输家，他们的人均排放量比全球的人均排放量要高出很多。 再有一个方案就是：不看增量，而是看累计量。我们确定到2050年，地球中能够容忍的温室气体的总量，然后把这个总量按照国家的大小（比如说人口数）分配到各个国家头上。如果你累计的排放量已经超过了这个份额，那就不光是减排的问题了，而是要把自己过去排放的给吸回去，否则就必须出钱从其它国家购买份额，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份额，那就还可以继续排放，或者把份额卖给那些需要的国家。这个方案很明显，会让欧美成为更大的输家，因为他们累计排放得更多，而中国和亚非拉显然会得益更多。 这里只是几个例子，你可以设想无穷多的分配方式，如果执行起来，都能一样实现减排，而且最终实现的减排中，一定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中国实现的，毕竟中国是最大的排放国。但这里面的利益分配却是截然不同的，这才是关键。 在减排面前，地球人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利益分配面前，则完全不是，而在利益面前，每个国家都是自利的，否则就不用谈判了，大家各自使劲减自己的不就行了。

声明一下，我是个物理业余，下面一些涉及到物理的东西可能会是不准确的，或者干脆就是错的，如果如此，达人们可以帮着纠正一下。 我前几个月看了一本介绍弦论的普及读物《悠雅的宇宙》(The Elegant Universe)，根据书里介绍，引发弦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黑洞的存在—首先黑洞是个“奇点”，绝大多数弦论之前的物理理论里的方程到了黑洞那个点就崩溃了，无解或者得到一个无穷大或者无穷小的结果。然后，黑洞具有极大的质量和极小的体积（在弦论之前，黑洞广泛的被认为体积是无穷接近于0的），这使得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在黑洞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因为此，还有别的一些原因（比如说理解大爆炸之初的宇宙，给四大基本力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等等），弦论才得到了发展。 看那本书让我对黑洞产生一些兴趣，所以我还拖着谷主一起看了一些关于黑洞的东西。经典理论的黑洞有个很有意思的性质，通俗的说就是在离黑洞很近的地方，任何东西都会被吸进去，连光都逃脱不了（根据量子理论，这是不一定的，物质还是能以一定的概率逃脱的，虽然这个概率可能小的微乎其微）。什么叫很近？物理上的术语叫事件视界(event horizon)，在视界之内，没有任何东西能逃脱，包括光以及任何信息。这个视界的大小则取决于黑洞质量的大小，质量越大，则视界的半径越小。换句话说，根据经典理论，事件视界之内的事情是永远不可能被验证的，在理论上就不能被验证，因为没有任何光和信息能够逃离事件视界。但这并不意味着黑洞是不可知的，物理学家仍然可以通过测量事件视界外的东西来推算事件视界里的事情，比如说这个黑洞的质量大小。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对外界而言，基本就有点像一个黑洞—巨大但几乎没有什么可靠的信息出来，特别是中国经济的状况。几年前，哈佛的Dwight Perkins教授在他的非正式退休讲演中就说，改革开放以前，他和不少研究东亚和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一直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官方数据不可得或者不可相信的情况下，估算中国经济的大小。 Perkins教授曾跟我说起，为了了解情况，他当年甚至读了不少可以收集到的大陆出版的小说。然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一下开始公布这些数据了，Perkins教授开玩笑说：坏消息是我们这些多年的工作一下就没什么用了，好消息是我们发现当年我们猜得那些数据还是比较准确的。 几个月前，一位美国的经济学教授非常客气的问我：你对中国数据的质量怎么看？ 我说：我知道你想问得是什么，但让我先回答你问出来的问题。中国数据的质量不是很好，很多数据都对不上，虽然这些年来，数据的质量有了长足的进步。 我接着说：你其实想问得大概是中国的经济复苏是不是真实的吧？中国的经济是不是真的像官方说得那么好？ 于是我就举了黑洞的例子。我说我们可以完全不去理会中国官方公布的任何经济数据，仅仅凭着从黑洞外能够收集到的信息来猜测中国经济的状况，我们能得到什么结论？我估计能够得到结论恐怕会是中国的经济比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总量更大，而不是更小。这次的复苏也是真实的。 对方做愿闻其详状。我就说，发达国家中第一个收紧政策的就是澳大利亚，事实上，澳大利亚在整场危机中根本几乎就毫发无损，甚至还有了点泡沫。你去澳大利亚问问就知道为什么了。整个国家都在忙着出口中国。印尼也是，印尼的煤矿，铜矿都忙疯了，也都是因为中国。台湾，危机开始的时候经济衰退大概是东亚地区最严重的，今年2季度以后，开始收到大量的来自大陆的订单，有时候一些产品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再到韩国，年初的时候，看起来快死了，韩元贬了50％多，后来发现中国来了大量的机械设备的订单，结果到年末的时候，韩国今年看起来可能还会有轻微的增长。我说，今年的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吸进了大量的进口货物，但吐出来的（出口）却完全匹配不上，这只能说明一点，中国国内的需求异常强劲，而一个没有真实复苏的经济，是不会有这么强劲的需求的。 当然，我又说，至于具体数字是多少，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此话说过几个月后，国家统计局在经过了第二次经济普查之后果然上调了2008年的GDP（这一次，上调了4％，第一次经济普查之后，中国2004年的经济总量一下被上调了17％）。如果说我有任何诧异的话，那就是调高的幅度比我预想的要小，换句话说，在上调之后，我还是觉得中国的经济总量被低估了。我知道很多人会说，这叫“被富裕”。是的，经济总量和个人的收入并不直接相关。中国这些年经济增长的最大得益者，并不是挣工资的，虽然其它国家也有类似的现象（比如说美国，经济增长伴随的是中位收入的下降），但中国状况之严重，是绝大多数国家都不能比拟的。 所以说，中国是个很大，但有点畸形的，黑洞。

在华盛顿生活有一段时间了，官员们，外交官们，游说集团，记者们都接触过一些，让我养成了一个好习惯――不管在主流媒体上看到什么，我说的CNN和《纽约时报》之类的地方，有一条是必须的：必须用鼻子闻一下是不是对劲。   哥本哈根的事情，就是一件用鼻子闻起来不对劲的事情。根据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也是很多右愤或者环保愤爱引用的（这里是个超级简化版）：会议开始开得一塌糊涂，后来希拉里跑到会上，很宽容的承诺到2020，发达国家每年为低收入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支持，解决了会议的关键节点－也就是低收入国家减排的经费问题。然后，会议的最大障碍变成了中国，最大的节点是因为中国反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减排进行任何形式的核查，拒绝一切透明度，坚持中国自主监测。然后奥巴马跑到会上喊：没有透明度，什么国际协定都是空谈，剑锋直指中国。然后，中国的总理就开始躲猫猫，没有出席两场重要的多边磋商，会议接近崩盘。最后，还是奥巴马临危生智，闯入中印南非领导人的会议，达成了一个算是协议的东西。然后奥巴马宣布胜利启程回国。   为什么这件事情用鼻子闻起来就不对？在我说原因之前，让我做一个预言，放在这里供以后检验：不管今后中国在减排的问题上做多少努力，中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会是类似哥本哈根这样会议上的坏人，不是透明度的问题，就是别的问题。只要谈崩了，一定会是因为中国不合作。   现在再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不对劲。地球人都知道，美国是全球变暖最大的罪人，不仅排放最多，更阻碍了《京都议定书》最终成为一份有约束力的文件，美国从来都是没有争议最大的坏人。没有美国人阻挠，今天的地球不会是像现在这样的。我和不止一位欧洲的外交官交谈过，大家的共识都很明显：全球变暖最主要取决于美国的姿态和领导。但给定美国的政治现实，奥巴马和民主党国会几乎把所有的政治资本都投在了通过医疗改革上了，他们没法再消化任何实质性的大幅减排的国际协定。所以，从一开始，美国人其实基本上是空手来到哥本哈根的（坦率的说，中国人也是空手来的，换句话说，除了自己设定的目标，并没有太多让步的打算。所以总的说，哥本哈根会议是一个功课还没做好就仓促召开的会议）。 美国的首席谈判人Stern在哥本哈根说得非常清楚（以下全部引自《纽约时报》）： “We absolutely recognize our historic role in putting emissions in the atmosphere up there that are there now,” Mr. Stern said sternly, “but the sense of guilt or culpability or reparations, I … 繼續閱讀 →

哥本哈根的会议落幕了，不出意外的，没有太多实质性结果。我在利益“关天”一文里所说，这是一场巨大的利益分配。尽管美国的媒体，非常艺术性的在暗示了中国是谈判中的一个很大障隘，法国总统萨科奇甚至直接说了，但我必须得说，不管美国和欧洲怎么说，遏制全球变暖这件事情最大的障隘是他们，最主要是美国。 美国人，盯着中国，无非是因为下面这副图，这是2005年的数据（本图，和下面所有的图的数据都来自WRI），中国那时已然是世界第二大排放国，现在已经成为了第一大排放国。从增量上说，中国则远远处于第一。 但美国人和欧洲人，还有他们的媒体，非常方便的忘记了下面两个不太方便的事实。第一，按人均计算，中国仅仅出于世界平均水平，而美国是中国的四倍。日本和欧洲是中国的两倍，凭什么美国人，日本人，欧洲人可以排放中国人的四倍和两倍？他们更金贵吗？ 第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不是一天积累起来的。下面这副图是1990－2005年各国累计排放的二氧化碳。美国远远领先于中国，三倍多，欧盟这里没有标出来，数量和美国也大致相当。美国人和欧洲人把地球搞脏了，现在开始对中国指手画脚说中国人应该来为清理世界负责。中国是应该负自己应该负的部分，但美国人和欧洲人显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多得多的责任。先污染还不认帐，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原文发于《瞭望东方》   写此文时，世界各国的代表正在哥本哈根商讨全球变暖的对策。如果全球的领导人们真的能够达成实质性的成果，那这大概会是人类历史上用和平方式实现的最大规模的利益分配。是的，应对全球变暖，是一件“关天”的大事，而这背后最大的症结却是利益。   全球变暖，可以看成是老天爷对人类开出的一张罚单，推动近现代经济增长的便宜且容易利用的矿石燃料，被科学证明会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目前的现实是，人类必须得为自己的排放买单。就像原来倒垃圾不要钱，堆得多了，就必须得雇人清理一样。取决于人类想下多大的决心遏制全球变暖－比如说究竟只是减缓变暖的速度还是彻底逆转变暖的趋势，抑制全球变暖所需要的成本根据耶鲁大学的Nordhaus教授估算，现值可能会在几万亿至几十万亿美元之间。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那这件事情就变得相对简单，不管是多大的成本，最终都要由这个国家来承担。但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国情历史大不相同，这张巨额的罚单究竟在各国之间如何分配，就成了关于全球变暖问题谈判最核心的问题。所有国家，做出的任何减排承诺，最后都会有一张价格标签，承诺的越多，价码也越高。   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虽然对整个人类而言，遏制全球变暖会带来额外的经济成本。几万亿甚至几十万亿原来可以花在别的地方的钱，现在必须用来治理排放。但这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几万亿到几十万亿的崭新市场，对具体的国家而言，谁的排放成本最低，谁发明了最高效的替代能源，这也是实质性的机遇，对中国而言尤其如此。   首先，中国的减排成本应该是排放大国中相对较低的。和发达国家的高排放已经成为了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不同，中国的高排放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来自工业化的进程，因此中国减排的弹性和空间都要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即便没有任何新的技术突破，通过从高排放行业向低排放工业转型，通过采用已有的更先进更干净的技术，中国都可能实现大幅度的减排而不伤害经济增长。可以说，中国在这个几十万亿的新市场上天生的就具有“比较优势”，如果中国在未来的全球减排条约中不承担过度的义务，做得好了，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成为一个“减排”的净出口国，换句话说，那些减排成本更高的国家付钱给中国购买减排的成果。   接下来就是在新能源领域的竞争。新能源不仅能够降低自身减排的成本，那些占领制高点的国家，更可以通过出口技术和产品来拉动经济增长。中国的制造业早已具备了用最低的成本将技术变成产品的能力，在生产的方面中国不惧怕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即便从新能源技术上说，中国也并不落后，在电池，太阳能和电动汽车等领域，中国甚至还有一些自己的长处。如果把价格和激励机制理顺了，比如说让传统的煤和电的价格更充分的反映真实的成本，包括环境成本和安全成本，中国的新能源产业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整件事情对美国而言则有着相当不同的含义。美国的减排成本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的－开大车，住大房，住在远离市中心的郊区，已经是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里面没有一件是节能的，也很难改变，特别是房子。而作为世界上无论用人均，历史累计或者总量衡量都是数一数二的排放国，美国毫无疑问必须在任何实质的国际减排条约中承担最大份额的减排义务，应该不会少于20％，也就是几千亿到几万亿美元的额外成本。因此对美国而言，发展新能源，是一件没有太多选择的事情，否则未来的经济增长很可能会受到沉重减排成本的拖累。和后发国家不同，美国没有成本优势，也没有国家可以模仿，美国只有通过发明最好的技术，才有可能在新能源领域具有竞争力，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可以在遏制全球变暖的问题上更高姿态一点，机遇都是一样的，但我们面对的挑战却要比美国小多了。

我和谷主有不少信用卡，为了保证不忘记付帐单，最后我们决定只用一两张卡，这样方便管理。   每个月帐单寄来，我会快速的猫一眼上个月的开销。每次谷主去纽约，帐单就会变长，其中很多都是打车的，十几块钱有时候甚至只有几块钱。   我第一次看到这些的时候，心里就在嘀咕：为什么纽约的出租车愿意接受信用卡？这等于是凭空的增加一笔费用（设备和发卡公司的佣金），对于大部分交易数额都不大的出租车行业而言，这样的一笔费用不是不可忽略的。事实上，这也是纽约的出租车司机们最初的想法，因此他们相当强烈，但不算成功的，抵制出租车接受信用卡的要求。但事情的发展，却不是我或者出租司机所设想的。没错，他们确实多出了一笔额外的费用，但同时发生的是打车的人增多了，给消费也给得慷慨了。一张塑料卡片，悄然得影响了不少人的行为。   这件事情并不只发生在出租车行业。今年，美国的慈善组织Salvation Army也开始在一些地方接受信用卡的捐赠（每年新年临近，在人流密集的地方就会有Salvation Army的募款桶，其标志性的地方是边上站着一个摇铃的人，每当听到铃声，就提醒每个人，新年临近了），这件事情的结果是，通过信用卡捐款的人要比直接捐纸币的人捐得更多。   这当然是塑料卡片的正面效果。但根据尼尔森报告，2008年底，美国平均每个拥有信用卡的家庭欠信用卡公司高达10679美元。信用卡的中位利率，根据美联储的统计，大约在12－3％左右。这么多的家庭，用这么高的利率，借这么多的钱，恐怕也是部分的拜塑料卡片所赐。   记得曾经见过一本流行的理财书，书名似乎好像是叫“如何成为百万富翁”，里面给的一条建议就是：剪碎所有的信用卡。看到上面的这些事情，这条建议还是很有点道理的。

如果在20世纪的经济学家里只选出一位宗师，我以为非萨缪尔森莫属。今天他离世了，94岁。   萨缪尔森，几乎改写了经济学的每一个领域。事实上，今天世上的经济学家，大概已经没有太多人能够记得萨缪尔森之前经济学是什么样子，可以说是萨缪尔森，奠定了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独一无二的地位，有了萨缪尔森，才有了现在大家所知道的经济学。在这个意义上，每个后来的经济学家，都是萨缪尔森的学生，就更不要说有多少人是捧着他的那本经典的《经济学》走进这个学科的了。   当然，萨缪尔森的高峰是在战后直到肯尼迪－约翰逊时期，只是他的洞见和理论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政策辩论。就说人民币汇率吧，有谁在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时候能不引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呢？简单的说，萨缪尔森的理论预言了，一个快速工业化，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会发生真实汇率的升值。其引申是，这样的国家如果不发生名义升值，那就必然会发生通货膨胀。人民银行，恐怕在可以未来的将来，都必须和这个理论的预言战斗。这是一个六十年代的理论，但直到今天，仍然是关于长期均衡真实汇率最重要的理论之一。   萨缪尔森，千古。

想起一件真事，关于名义量和真实量的，觉得挺有意思，写在这里。   7月的一天，我到世界银行和正在那里访问的两位大学时的同门一起吃午饭，一位是我的师兄，一位是我的同班同学。   我当时正在想一件事情，所以顺便也就向两位请教。我说：过一段时间，我要去一个国家出差，这个国家前段时间刚刚决定大幅的增加这个国家公务员的工资，会是一笔不小的财政支出，这件事情对这个国家的经济会有什么影响？   结果我们讨论的大部分都是关于在国民帐户里，应该对这件事情怎么处理，也就是一个纯粹会计意义上的讨论，而不是经济意义上的讨论。最后我们得到的共识很简单：增加工资这件事情最直接的会计意义上的影响，就是政府服务的价格平减指数上升，真实经济变量不会有任何变动。（我们暂时忽略了财政支出增加对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货币供应，外汇储备等等变量的影响，就是讨论纯粹会计意义上的东西）。吃完饭临别之前，师兄使劲叮嘱，你到了人家那里之后，千万仔细看看，说不定他们会弄错，把名义的增长当作是真实的增长。   几个月后的一个下午，我和我的同事们就坐在这个国家国家统计局的会议室里。对方比较重视，从统计局长以下，主要领导都在那里坐着。我们每人手里一大叠表格，他们刚刚修订了国民帐户的历史数字，我们顶着时差，快速的扫每一个数字，问各种问题，确认没有大的问题和异样。那时那刻，我几乎忘记了7月的那顿午饭。   后来，我的一个同事的问道：你们去年的经济增长，好像主要是来自服务业，为什么？对方的回答是：我们给公务员涨了工资，因此政府这一块一下就涨了上去。我这时还是没有想起7月的那顿饭，只是常识已经让我的鼻子嗅出不对劲的地方了――如果靠加工资就能带来经济增长，那增长也太容易了。这时我就完全醒了，在同事们问别的问题的时候，我仔细的看了几张相关的表格，从名义的到真实的，然后又算了算，然后我（现在想有点后怕的）非常直接的说道：你们去年的经济增长恐怕只有你们统计的一半。当时，整个屋子的人全都把眼睛转向了我。好在对方都是很坦诚的技术官僚，而且那是一个未必显然且无心的错误，更何况他们很想把事情做对。我们讨论了一会，他们就都同意了。后来，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就被对砍了一半。   想起这件事情，是因为今天又碰到一模一样的事情，换了一个国家而已。名义和真实两分法，听起来简单，做起来的时候就未必了。

我去过一个小国出差。下了飞机，我拿出随身带的美元，换成当地货币。后来我发现，直接在当地花美元也可以。这个地方美元如此的流行，以至于电话公司的信息台提供如下服务：你拨一个号码，对面就会报给你当时的市价汇率（而不是官方的汇率）。所以，通常买东西的时候，在价格谈好之后，我说我要付美元，小贩就会掏出手机，打个电话问汇率，然后换算成美元收我的钱。后来去这个国家中央银行，你就发现在这样一个小国里维持自己货币的成本。除去所有更高层次的成本，比如说没有足够的人才来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导致这个国家的货币政策经常出问题，就说最基本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自己印钱，所以只能委托国外的公司印，结果是这个国家国际支出中的一大块，竟然是印钞票的费用。   当然，北朝鲜大概是一个例外。北朝鲜，能印出这个世界上质量仅次于美国印钞局印的美元，所以印钞票的成本恐怕绝对不会对这个国家发行新钞票构成任何现实的障碍。所以，北朝鲜最近就进行了“货币改革”，把旧钞票的数字去掉两个零换成新钞票（旧币100元换新币1元），而且还规定了上限，即便在遭遇抗议被提高了之后，每个人也只能将15万的旧币换成新币，根据《纽约时报》报道，15万在黑市也就合35 美元左右，也就是不到250块人民币吧（有人告诉我，其实可能还不值那么多）。   恐怕只有一些国家的情报机构能够更准确的知道北朝鲜为什么要这么做，只看表面，这根本是一种自杀式的没收，而最受伤害的，恐怕是中层的老百姓（因为最穷的老百姓已经不可能变得更差了）。   有报道说，这是朝鲜为了平均贫富，设置一个上限，等于没收了那些有点浮财的人的钱。可事情的后果却可能正好反过来。我如果是一个有钱的朝鲜人，我绝对不会把我的财富用朝鲜纸币的方式存放，因为朝鲜的纸币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价值的纸币（你用这些钱在朝鲜买不到什么东西，因为大多数都是配给的，在国外更买不到东西，这个世界大概没有地方会收朝鲜纸币），因此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把握断定，有钱的朝鲜人一定是用硬货币或者实物来保存自己的财富。最穷的人可能也不会受这件事情影响，因为他们根本大概就没有财富，已经说了，他们已经不可能变得更差了。如果这件事情真的会影响什么人，那就是中层的朝鲜老百姓。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在朝鲜算是中层，普通的政府员工？军队的中层干部？得罪这些人，可算不上什么政治上的明智之举。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朝鲜陷入了更深的经济危机，因此需要通过“没收”的方式来刮民脂民膏。我不知道朝鲜老百姓还有多少能刮的，但这种“没收”的方式，和杀鸡取卵没有任何区别。这件事情无疑在告诉老百姓，千万不要持有朝鲜货币，有钱就要换成实物。如果黑市的新朝币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大幅贬值几百倍或者上千倍，我会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如果朝鲜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发生恶性的通胀（官价可能不会动，但黑市价格会飙升），我也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相反，如果这些事情不发生，可能才是比较让人惊讶的。   可怜了，朝鲜的老百姓。

一篇修改的旧文，发于《瞭望东方》。   去年九十月间，全球经济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后，开始进入自由落体式的衰退。连续五六年高歌猛进的中国出口，突然由30%左右的增长变成了-20%的下滑。春节前夕，有关部门语出惊人地宣称：中国有2000万左右的农民工因为经济危机而失去工作。在那段时间，很多政策制定者和市场人士都在问同样一个问题：一个突然没有了市场的世界工厂该何去何从？   但这之后中国经济的表现，只能说再次惊讶了全世界。中国不仅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先实现复苏的国家，并且带动了整个亚太地区，从澳大利亚，印尼到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复苏。澳大利亚，更因为来自中国强劲的对从铁矿石到煤等大宗商品的需求，而成为了发达国家中第一个收紧货币政策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经济复苏是在出口毫无起色的情况下实现的。有很多人把这归功于中央政府去年末出台的“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但这只是部分的事实，更大的拉动力量其实是天量的信贷增长。   比起今年一到九月累计高达八万多亿的新增贷款（比去年同期多增五万多亿），累计拨付还不到一半的“四万亿”计划，只能相形见绌了。对熟悉中国当代宏观调控历史的人而言，这件事情也许并不算出乎意料。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周期，遵循的其实大致都是类似的过程，经济下行期间政府会放开信贷闸门，等到信贷增长有失控迹象的时候，政府又会骤然收紧。所谓：一放就乱，一收就死。   事实上，中国过去30年的经验表明，短期大幅度的扩张货币可能存在严重的后遗症：一是造成通货膨胀，二是因为经济中存在的扭曲造成过度投资，形成过剩产能和银行坏债，从而引发新一轮的经济周期。中国的宏观调控，往往在解决现有问题的时候，又为下一轮经济周期埋下了种子。   2009年的增速超过8%已经是毫无悬念的，主要的国际组织、研究和投资机构目前都预测中国今年的增长率可能会在8.5%左右。但明后两年经济增长的动力何在，现在看起来却有点让人担心。2009年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说在2009年是必要的，在未来则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也不应该再继续下去，否则中国经济真的就要进入“乱”的地步了，一些资产价格的上涨已经让不少人很担心了。2009年相当强劲的财政支持，在2010能够持平就不错了，到2011年则很可能要“退出”，毕竟一万亿一年的财政赤字也不是闹着玩的。   中国或早或晚也许可以转型成为一个内需驱动型的经济，老百姓被抑制的收入增长以及消费增长或早或晚也许可以得到释放，但未来两年还为时太早，因为经济中还存在太多结构性的扭曲，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消除。给定货币支持会减弱，财政支持至多持平，消费增长很难出现大幅上升，投资已经运行于历史高位，如果未来两年的出口表现不强劲，实在很难看到经济的增长点会在什么地方。请不要误解，这里说没有增长点，是指实现9%~10%的增速，实现7%的增速，中国还是很轻松的。   在这场危机中，政府的应对可以说是可圈可点，但唯一没有真正回答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在一些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比如说在2009年的投资潮中，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现在的一个悖谬是，如果2010年出口重新抬头，那对可持续增长问题的回答可能又会很方便地被推后，因为2010的增长数字会很好看，过剩的产能可以部分地被国外需求“吸收”，所有痛苦的结构调整会暂时看起来不那么着急，中国“投资＋出口”的增长模式看起来又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只是，如果这场危机教会了中国什么，那就是债台高筑的美国消费者还有美国政府，只有借更多的债，才可能继续消化中国的出口。   如果未来两年出口缺乏亮点，那反倒能促使政府反思，真正地面对现实，做出一些早就应该做的艰难决策，比如说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土地政策，还有能源政策，将中国的经济重新拉回到一个可持续的路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