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11月 2009

今天才发现，有人指责中石化和中石油卖国，原因是两个公司出口的成品油价远低于国内的成品油售价。 具体的论据是：“11月的商务周刊统计，1-8月中国出口成品油1496万吨，出口额66.5亿美元，平均每吨444.5美元/吨，折合人民币3036元/吨。汽油密度为0.739，1吨汽油大致等于1353升；柴油密度为0.86，1吨柴油大致等于1163升。也就是说，按1吨成品油大约=1258升计，平均的出口价格是：3036/1258=2.4元/升。” 我对中石油和中石化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只是觉得这件事情比较好玩，所以花了点时间看了看海关数据，用数据说话才是真理。我得说，上面的文字里引用的1496万吨和66.5亿美元都是对的，除此之外，别的计算或多或少有点问题。 首先，中国出口的成品油里分几大类：汽油，柴油，煤油，燃料油和渣油，大致的比例是60％多是比较值钱的汽油，柴油和煤油，剩下的略微不到40％是相对不太值钱的燃料油和渣油。为了具有可比性，我觉得还是比较专注的看汽油和柴油比较合理。下面第一张表是今年一月到十月中国出口的汽油和柴油的数量以及金额。 这些都是海关的原始数据。 下面我要把这些数字转化为元/升，这里就需要一些额外的数据了。一是汇率，我用6.82元/美元，这应该没有什么争议。二是一吨柴油和汽油分别对应多少升，我就用上面引用文字里的数据，也就是：“1吨汽油大致等于1353升，1吨柴油大致等于1163升”。于是我得到了下面的这张表。很明显，出口的汽油和柴油的价格要比上面引用的文字里稍微高一些，而且最近几个月，明显的上涨。 因为这里是裸油价格，如果要在国内销售，还需要有不少稅费，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最后一件事情，是把前面计算的价格，加上税费之后的价格计算出来，这样才和国内的批发价格具有可比性（零售价还包括加油站的利润和其它成本）。消费税比较简单，汽油1元/升，柴油是0.8元/升，增值税是17%，城建税和教育费加在一起似乎是10%。我就按这些比例计算（不是完全确定，有明白的人可以指点一下，增值税有多少可以抵扣也不是特别清楚），下面这张表就是我计算后得到的油价，然后和相应的国内批发价相比较。   汽油出口单价 90号汽油批发价 93号汽油批发价 97号汽油批发价 柴油出口单价 0号柴油批发价 Jan-09 4.01 4.69 4.99 5.29 5.20 4.91 Feb-09 3.80 4.64 4.93 5.25 3.94 4.84 Mar-09 3.87 4.69 4.99 5.31 3.91 4.84 Apr-09 3.66 4.87 5.18 5.49 … 繼續閱讀 →

一直以来，现代化和工业化是紧密相联的，在多数时候，发达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基本上是一个意思。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不出意外的也是走的工业化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走的工业化道路是相当成功的，如果我在制造业的昨天和今天一文中的计算没有错误，中国的制造业在2008年，从增加值上说讲，已然超越美国，很可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了。当然，大并不代表强，中国的制造业在很多方面还处于相对低段。   制造业，虽然（曾经）是很多国家增长的引擎，但制造业却未必是就业增长的引擎。在工业化之前，农业是最主要的就业吸收者，在工业化之后，服务业往往是最主要的就业吸收者。   这中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往往要比农业和服务业快得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快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但对就业则不那么显然了――纺织机一发明，一个纺织女工就能织过去几百甚至几千人织的布，如果纺织品市场的总规模不能用一样的速度增长，那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的结果反而会是，这个行业能吸收的就业人数越来越少。相反，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在很多领域的进步就慢很多。剃头匠，多少年了，大概还是用一样的技术在剃头。烧饭的大厨，就算有了最先进的电器，烧饭的速度大概也不可能快到哪里去。如果大家下馆子的次数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这意味着这个经济中的厨子必须也相应的增长才能够满足需求。这也就是你发现，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尽管很多国家是因为工业才发达起来的，但真正就业增长最快的部分却是在服务业――烧饭的，洗衣的，做中价的，打官司的，写小说的，拍电影的等等等等。   中国的工业化，一点特殊的情况是，就是和快速的全球化结合在了一起。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伴随的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份额的迅速上升，这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可以吸收比一个封闭经济多得多的就业。但这也给很多人造成了一个幻觉，就是觉得制造业，特别是以出口为目的的制造业，会在未来也支撑中国的就业增长。但这大概只是幻觉，给定中国目前在众多低端产业在全球占有的支配地位，给定高端的制造业可能会吸收更少而不是更多的就业（造汽车需要的劳动力比做衣服需要的劳动力要少多了，造飞机的则可能要比造汽车需要的更少），中国的制造业当然会越来越强大，但从就业的意义上说，却可能越来越不足以吸收中国庞大的劳动力。   但中国的各级政府，对制造业，对“项目”的偏爱，和因此造成的各种政策和价格的扭曲，恐怕导致了中国的制造业相对过大，而服务业则相对过小。这件事情，对增长的数字是有利的，毕竟前面说了制造业往往是增长最快的部门，但对就业的数字则是另一番情景了。   这大概也可以部分的帮助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算是世界之冠，过去这几年基本是两位数的速度，而中国的就业增长在最近这些年却只有区区1％左右（必须指出的是，1％的增速很可能低估了中国就业增长的实际速度，给定很多原先“被就业”于农业的人，很可能处于就业不足的状况）。

前几天，和一个去华尔街工作的同学一起吃饭。我们谈起了中国，对方说他对中国长期看好（他是个美国人），我说我也对中国长期看好，但是对经济政策而言，我有两个担心，我担心中国走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是：我担心中国的利益集团变得太过强大，绑架政策。另一个极端是：我担心民粹主义变得太过强大，绑架政策。   利益集团永远都是存在的，这个我并没有太多幻想。但中国过去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打破利益集团，然后释放生产力的。整个国退民进的过程，整个农民进城的过程，整个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过程，不管整个过程有多不完美，但从方向上说，这些过程的结果都是既得利益被打破，从而使得更多人受益。但中国新产生的利益集团，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则远不像十五年或者三十年前那么清晰。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从全面改革中的受益和被利益集团收买获得的受益，后者正变得越来越强，而前者则必然的边际递减的变得更弱。所以，我担心利益集团绑架政策。   上面这件事情的反面就是民粹主义的盛行。以让老百姓分享利益为口号，采取天真的非理性的政策，特别是反市场的政策。老百姓不喜欢涨价，那就管制各种价格。老百姓不喜欢收入分配差距，那就进行霸道的再分配。老百姓不喜欢一些市场的结果，于是政府就重新过度接管这部分市场――从医疗，教育到住房。我不是说这些事情完全不应该有政府的角色，但这些事情如果做过了，那就会反过来伤害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   而且，这两件事情，和中国未来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未必有直接的关系。美国的医改方案，如果我没看错，就是一个同时被民粹主义和利益集团绑架的方案。这个方案最后会让大多数人都有保险，确实给了老百姓面上的利益，但背后庞大的政府支出其实让绝大多数利益集团都能从中得益（一万亿的馅饼，大部分利益集团都有份），而相应的税收则要慢慢的才会显示出杀伤力，最终承受的其实还是老百姓。   但愿，我只是杞人忧天。

上周，美国国内最重要的新闻不是奥巴马的亚洲之行，不是艰难推进的医疗改革辩论，而是一份关于乳腺癌的报告――这份报告，由美国政府任命的一个小组起草，建议40－50岁之间的妇女（除去高危人群）不用像过去推荐的那样每年进行乳腺X光扫描，原因是这样做法带来的危害（辐射，误诊，心理等等）超过其带来的好处（发现早期的乳腺癌），因为对这个年龄段的妇女而言，每扫描大约2000个人，才能救1条命。这件事情在美国国内引起的震动，大概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这里面有纯粹医学意义上的辩论，就是这个报告是否准确的反映了最好的医学证据；有伦理上的辩论，比如说是不是因为每扫描2000人才能救一条命，就应该建议不扫描；有联系到当前的医疗改革的，比如说这会不会是政府“限制”医疗服务来控制成本的一个前兆；这场辩论牵扯到很多的利益集团，美国癌症协会，保险公司，还有很多利益群体，都纷纷加入战团；当然，最终还有公众的迷茫，几十年了，美国妇女都一直被告知到了四十岁就要每年去医院检查乳腺（白人，比起亚裔有更高的乳腺癌发病率（亚裔的第二代，似乎发病率就接近白人了，所以不光是基因，饮食和生活习惯似乎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在美国平均每8个妇女就有一个会得乳腺癌），现在突然有人出来说，这样做其实弊大于利。   我从这件事情上，还看到另外一件小事，就是所谓的早预防早诊断能够节约医疗成本这件事情，恐怕未必完全是真的。此话怎讲？   乳腺X光扫描，一次的费用大概是100美元，每扫描2000个人才能救一条命，也就是每花20万美元，才能救一条命。对于那个幸运的乳腺癌被及早发现的人而言，100美元就救了自己的命，确实是一件非常值得做的事情。但对整个社会而言，这是花费20万美元，才能救一条命，而且只是针对乳腺癌这一种疾病。如果这100美元，完全由个人来出，那完全是个人的自由。但如果这100美元，最终要由政府来出（比如说在英国和加拿大这些有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那花20万美元救一条命而且只针对一种疾病，不能不说对整个社会而言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医疗上花不到20万美元的。   一份简单的报告，就引发了这么多的辩论，让人略见医疗改革复杂程度之一斑。也让人不得不惊叹：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们究竟是怎么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能拍脑袋拍出四五个版本的万亿美元级医改方案的？

一些胡思乱想，以下说的并没有切实的，毫无争议的证据，写在这里，抛砖引玉而已，文章里的逻辑也并不是非常严密，因为实在没有力气写得很长，把所有没有提及的可能性都排除。   所有要求中国升值的国家，其实用白话说都在抱怨同一件事情：你卖给我的东西太便宜了，求你涨点价吧，涨价的方式当然就是人民币升值。（让我想起了周星驰电影里的一句台词：竟然还有这么贱的要求。）   中国生产的东西便宜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奇怪，你可以找到很多解释，比如说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比较低，特别是因为农村还有不少剩余劳动力，这些原因本身和汇率并无关。比较奇怪的是，中国生产的东西这些年没有涨价，反而变便宜了。过去这些年中国的贸易条件一直在恶化，换句话说，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相对于进口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低，这件事情就不能用中国劳动力的价格低来解释了，因为过去这些年，中国劳动力的价格并没有变得越来越便宜。（你可能会想起Jagdish Bhagwati的“Immiserizing Growth”一文里的理论，那可以是一个解释，但我并不觉得那是正确的解释。）   东西越来越便宜的一个可能性是中国人在补贴出口，从而人为的压低了出口商品的价格，这件事情的表象也许是很多国家抱怨的汇率偏低，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未必是因为汇率。但如果中国真的在补贴出口，这钱是从哪里来的？中国的财政支出里并没有“出口补贴” 这一项（出口退税并不是补贴，因为国际通行的做法是完全退税），如果补贴出口真的来自财政支出，那事情恐怕就要简单多了。   补贴一：人民银行的对冲成本。中国维持目前的汇率并不是没有成本的，维持汇率的成本则完全都由人民银行承担的。成本有多大？精确的计算大概只有人民银行自己清楚，但这里做个最粗略的计算，一个例子而已，实际的计算要复杂很多，我忽略了很多细节，这个例子严格说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维持汇率和防止通胀，人民银行这些年一直都在进行对冲操作，一边用人民币购买市场上的美元来抑制升值压力，一边通过央票，回购等方式回收放出去的人民币。发行央票和回购都是要付利息的，而且是人民币利息，买来的美元则由人民银行投资于国外，我们知道，其中至少8000亿美元左右是美元债券（实际的数额应该会更大），付的是美元利息。央票的利息和美元国债的利息，有些差距，但不算特别大，从利差的角度，人民银行未必亏，即使亏，也不算太大。问题是，美元这些年来一直在贬值，不光指相对人民币，而是相对全世界绝大多数货币。根据国际清算银行计算，2003年以来，美元的名义有效汇率每年贬值3％。这每年3％的损失，很显然，只能由人民银行来承担（虽然，这些损失未必会直接反应在会计意义上的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但在经济意义上，是在那里的），8000亿美元，3％，就是240亿美元一年，也就是大约1600亿人民币一年。这些钱去哪里了？很大一部分是补贴出口了，每当出口商把出口得到的美元换成人民币的时候，人民银行就在隐性的补贴这些出口商，还有一部分当然就变成了热钱的利润。   补贴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人民银行的补贴比起中国老百姓被迫对出口的补贴，恐怕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大概在10％左右，中国的存款真实利率，接近于0。换句话说，老百姓把钱存在银行里等于拿不到利息，但这些钱被贷出去之后，能创造10％左右的回报。这些回报其实就是被银行和企业分了，这里的企业很多都是出口外向型企业。中国的居民存款大概有20万亿吧，10％一年就是2万亿，外向型企业就算拿了1/4，那就是5000亿一年。这其实还不是老百姓对出口唯一的补贴。中国居民的收入增长，这些年来速度要低于全国经济的增速，同时，企业和政府收入的增长则要高于经济的增速，和这件事情对应的是居民工资上升的速度相对滞后，而企业的利润上升很快。简单的说，企业利润的上升的一个代价或者原因是因为工资支出的相对下降，或者说是挣工资的在补贴开公司的，而很多公司都是做出口的。   补贴三：环境和生态。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环境和生态的恶化为代价的，如果所有的企业都能做到环保达标，排放达标，那成本恐怕绝不会现在这么低。环境和生态的欠债，反应了企业并没有支付真实的成本，也就是间接的对企业的补贴。而我们知道，很多企业都是做出口的。   所有这些，如果都是真的（非常未必是真的），那中国一年隐性的补贴出口1万亿到2万亿，不会是一个让我觉得惊讶的数字。如果真是如此，中国货，不便宜才怪。

汇率，是一个很难的经济学问题，所以现在汇率问题已经全部交给政治家来解决了。高度政治化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掺杂着民粹，民族和重商，各种很难说是正面的主义，让理性的讨论变得十分困难。   大卫.休谟，更广为人知的是一位哲学家，但他也是一位经济学家。他生活在一个重商主义横行的年代――重商主义的理念就是“多出口，多赚金条”。古典的重商主义比当代的重商主义要实惠多了，当代重商主义变成了“多出口，多赚美元”，熟不知，纸和金条还是有点区别的，所以有自觉更聪明的当代重商主义者倡议“多出口，多赚美元，然后把美元换成金条”。   休谟是这样回应重商主义者的，事后证明，他的回应是相当漂亮的在固定汇率下，国际收支如何平衡的理论，他论证了攒金条只能攒来“通货膨胀”而不会带来实际的经济实惠。我得说，休谟的理论未必是正确的，但他的理论是十分漂亮的。   休谟说，如果一个国家总是出超，也就是贸易顺差，那黄金就会不断的流入这个国家。黄金的增加，自然而然的就会降低黄金的相对价格，或者说因为更多的黄金追逐同样多的商品，商品的价格自然而然就会上升（金本位版本的“通货膨胀”），相应的那些贸易逆差过因为黄金的流出，商品的价格就会下降（金本位版本的“通货紧缩”）。国内价格的上涨，和国外价格的下降，使得进口商品比国内的商品更具有吸引力，于是进口就会增加，出口就会减少，从而最终实现贸易的平衡。请注意，休谟的世界是一个固定汇率的世界，因为所有的国家都使用同一种货币――金条。他，非常漂亮的论证了，即便未必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汇率不动，那价格就需要调整，出超国会有通胀，入超国会有通缩，最终来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   休谟的理论，事后被证明，也许太过理想化了。实际经济，通胀和汇率的调整远比他描述的世界复杂。但他的理论，特别是他关于如果汇率不动，别的价格就需要调整（房价，资产价格还有物价？？），持续的出超国会发生通货膨胀(或者资产泡沫？？)以及攒金条并不带来实际的经济实惠（攒纸恐怕也许就更未必了？？），对于今日的中国也许还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前几日，奉命去见一位挪威教授，我去的时候只知道两件事情：1.会谈时间不会很长，2.话题是关于中国。没去过北欧，不知道北欧是不是“金发碧眼”人种的比例很高，但进了那个完全是北欧人的办公区，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满眼都是金发的男女，让我还以为进了福克斯新闻。   最后，这个号称很短的会见持续了一个小时，话题确实完全是关于中国的，会谈时还有一个挪威中央银行的官员在座。整个会谈完全是问答，对方问，我回答。幸运的是，我不是一个咨询公司的，不需要假装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所以很多时候我的答案通常是：我不知道答案，我没法回答。   我觉得这个教授关心的问题还是很有意思的，至少对我而言是，我的回答就不那么重要了。   话题一：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如果是低估的，为什么中国不愿意升值？注：最担心人民币汇率的人其实未必是美国人，而是欧洲人，人民币十几年以来对美元只有升值，没有贬值，而对欧洲货币就不是如此了。   话题二：中国的土地改革和土地政策。这位教授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土地改革进程似乎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否有利于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话题三：国企分红。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当前的国企分红制度究竟是怎么样的？财政部和国资委在这中间的关系如何？中国的国企是否应该分更多的红？   话题四：全球变暖。这位教授对中国在全球变暖一事上“主动，直接”的姿态感到有些惊讶，他基本的问题是中国在很多国际事务上都不是如此，为什么在全球变暖一事上会有这样一种全新的姿态？很明显：我的答案是不知道。虽然，我给了一些私人的看法。   话题五：直接联系话题四，这位教授很好奇，邓小平的二十八字战略（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是否还在影响中国的外交思维。很明显：我的答案又是不知道。不过鉴于柏林墙就在20年前的最近被推倒，我稍微的介绍了一下这28个字的背景。   话题六：和谐社会和收入分配。这位教授问了一系列很有意思的问题，大意是：和谐社会的概念如果真的深入人心，这对很多人而言意味着巨大的期望，特别是农村和低收入的人群，但如果他们的期望没有实现，会不会造成反面的影响？鉴于我读书的时候，跟一些哈佛社会学家Martin Whyte的学生走得比较近，我就引用了一些Martin Whyte和他的学生的研究成果，当然可能经过了我个人的扭曲。

原文发于《瞭望东方》 东亚共同体，是日本的新首相鸠山正在积极推动的一个政治概念。在刚刚结束的东盟加三峰会上，包括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内的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对此做出了回应。从峰会的“主席声明”中列出的菲律宾、日本和澳大利亚三个版本的解读就不难看出，对东亚共同体这个概念还不存在明显的共识，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算盘。 在很大意义上说，东亚共同体是个还算不太糟糕的概念。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简单地说是一个以美欧为核心的秩序，特别是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深和冷战的结束，欧美的核心地位变得更加巩固。亚洲的很多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则处于边缘地带。这中间只有日本因为属于七国集团，才有一席发言之地，但在很长时间里，日本也被当作是一个“西方国家”，而不是一个亚洲国家。随着整个东亚经济的崛起，从日本，到四小龙，再到中国，一个有着共同声音的东亚，对于打破欧美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垄断地位，意义将相当重大。 不过，东亚地区极大的异质性，使得任何“共同体”或者“一个声音”的想法，都显得和目前的政治经济现实相差甚远。 从经济发展水平上说，这个地区既有已经位居发达国家多年的日本，也有相对发达的新科国家韩国和新加坡，还有不少如中国、马拉西亚、菲律宾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更有柬埔寨、越南这样的低收入国家。从经济总量上说，中国和日本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而且从目前的趋势看，中国会越来越处于支配性的位置。 而从区域政治的层面说，且不去说东亚国家之间存在的各种障碍，就以和美国的关系为例，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国，都和美国是盟友关系，而东亚的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至多只能称为伙伴，在很多事务上其实更像对手。 再者，我们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看，东亚地区从完全的民主政治到完全的军事独裁，整个政治频谱上的各类国家都存在。可以说，东亚国家，除了地域相近，共享一定的文化以外，他们之间的差距说有多大，就能有多大。让这些国家形成一个类似欧盟那样的共同体，要突破的障碍恐怕得用“巨大”二字。 这中间当然还有一个谁都明白，但没有一个国家会直接明言的事情：如果真的形成了东亚共同体，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在这个共同体中处于具有支配性的地位。无论从国土，人口，经济总量，军事，政治各个层面上衡量，或早或晚，中国都将是这个共同体中最重要的国家。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对这一前景感到兴奋。 快速崛起的中国，对大多数周边国家而言还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经济人口大国如日本，会希望在崛起的中国面前继续维持自己在地区事务中的声音，但这离不开最大的盟友美国的支持。小一些的国家如新加坡和菲律宾，担心的是整个地区完全依赖于中国，因此这些国家会更加主动地寻求大国之间的制衡，把美国引入东亚共同体成为了一个相当自然的选择。无论冠冕堂皇地要求美国加入“东亚共同体”的理由是什么，中国似乎总是一个不能挑明的幕后因素。 更加现实地说，东亚共同体恐怕只能是一个相当长远的目标，只有等到整个地区真正趋同了，共同体才会有更多实际的内容。但这并不影响有些事情的确是可以先做起来的，比如说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比如说真正推动“清迈倡议”以形成一个类似于“东亚货币基金组织”的东西，这些事情都有相对成熟的国际惯例可以遵循，不需要很多的先决条件就可以实现。至于亚洲共同货币，或者说“亚元”，只有在各国的经济高度一体化了才是一件可以考虑的事情，现在提共同货币无疑为时过早了。退一步说，即便经济上高度一体化了，亚元也未必是一个必须的选择。说到更深的政治层面的一体化，那更是后话了。 大家都明白的一个事实是，政治上的互信才是推动亚洲一体化进程的关键，没有信任，所有的一切都无从谈起。但从目前各国的姿态看来，东亚各国间的互信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相当脆弱的。

《纽约时报》今天登了一篇文章，基本上是说，中国政府对猪流感采取的措施是有效的，在猪流感在全球泛滥的时候，中国的猪流感传播被有效的减缓和控制。   5月份回国出差的时候，因为是来自“疫区”，受到的待遇是坐在飞机上被检疫－－上来一群人，挨个测体温。我当时最担心的就是周围有谁发烧，因为那样就肯定要被隔离了。这就是中国方式的代价――宁可错隔离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但正如《纽约时报》所说，这些措施有争议，但有效。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应该说是合理合乎国情的。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还相当薄弱，人口密集，中国政府和民众还对SARS心有余悸，失控的后果会比控制过严更差。   和中国方式对应的就是美国方式。猪流感，此时此刻，就在我身边泛滥。前两天肚子不舒服去看医生在医院里看到的有点像2003北京的翻版－几乎每个人都带个口罩，有些人外面还罩着一个塑料罩子。我认识一些人，都是一家人病倒，过程通常是上学的孩子先发烧，然后是全家都发烧。CNN的首席医学记者Gupta医生，基本上是向全球直播了自己得猪流感的实况，他不是故意想生病的，而是不知道怎么被传染上的。美国应对猪流感的方式简单的出奇：鼓励多洗手，教大家打喷嚏的时候要用手或者袖子捂着，如果发现有流感症状不要去上学或者上班，换句话说自发隔离。美国政府，基本上属于放任的政策，我觉得是基于下面几个原因的：一是高度相信科学，因为医生说猪流感和普通流感并无大的区别，且并不难治；二是高度信任美国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体系，美国政府显然相信自己的医疗体系能够应对大规模的流感暴发；三是个人主义，个人自由高于群体利益，因此“宁可错隔离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这种事情是很难发生的。   中国方式和美国方式恐怕很难说熟优熟劣，也许都是对的，只是觉得这次的对比很有意思――这也许最明显的表明了这是两个极度不同的国度，同样的问题，完全不同的反应。

去年十月,我们一群人坐在一起开会,讨论中国政府对危机会出台什么样的政策,然后猜2009年的增长率，大家分歧很大。我当时猜得很简单：政府会放开贷款闸门，让信贷高速增长，2009年的增长不用太担心，但之后银行的坏债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要担心就担心2010或2011年。我做这个猜测的原因也很简单：这是中国政府一贯以来的常用手法。中国经济这么多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法变化并不算太大。   我并没有猜到会出台高达4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政策出台之后，我在11月的“解决中国经济的近忧更需远虑”中写到：“中国过去30年的经验表明，短期大幅度的扩张货币可能存在严重的后遗症：一是造成通货膨胀，二是因为经济中存在的扭曲造成过度投资，形成过剩产能和银行坏债，从而引发新一轮的经济周期。通过制造新问题来解决现在的问题，恐怕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因此，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成了中国政府自然的选择，我认为也是正确的选择。”   现在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被很多人归于“4万亿”的效果，但这不完全是事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更大的拉动力量：天量的信贷增长。比起今年1到9月累计高达8万多亿的新增贷款（比去年同期多增5万多亿！），累计拨付还不到一半的“四万亿”计划（这里指中央资金，因为地方政府匹配资金的问题和其它因素，实际执行的比例就更低了），只能相形见拙了。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猜测还是对的。这意味着，我的担心，也没有消失。   2009年的增速超过8已经是毫无悬念的，最终的数字看起来可能会在8.3-8.5左右，但2010年的增长现在看起来却有点让人担心。为什么这么说？2009年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说在2009年是必要的，在2010年看起来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也不应该再继续下去，否则就真的要重蹈过去的覆辙。2009年相当强劲的财政支持，在2010年看起来也不可能再加强了，能持平也就不错了。中国或早或晚也许可以转型成为一个内需驱动型的经济，老百姓被抑制的收入增长以及消费增长或早或晚也许可以得到释放，但2010年还为时太早，因为经济中还存在太多的扭曲，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消除。如果2010年的出口表现不强劲，实在很难看到经济的增长点会在什么地方。请不要误解，这里说没有增长点，是指实现9－10的增速，实现7的增速，中国还是很轻松的。   中国在这场危机中，唯一没有真正回答的问题就是可持续增长的问题，在一些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如果2010年出口重新抬头，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又会很方便的被推后。相反，如果出口缺乏亮点，2010年反倒可能会成为一个反思年，面对现实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