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10月 2009

20天的差终于快结束了，正在回程的路上，坐在机场的休息室里边吃东西，边上网。   看了看新浪，有这么一个标题：前三季度18个省份GDP增幅达两位数，觉得挺有意思，点进去想看看究竟是那些省市增长比较快。不看不要紧，一看又给雷着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7.7%。然后，根据各省统计局统计的数据，全国31个省市区中，竟然有28个省的增长率要高于或者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低于全国的只有上海(7.1)，新疆(6.4)和山西(0.5)。   国家统计局很早就弃用各省统计的GDP数据来计算全国的GDP，所以各省的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有一点误差是正常的。而且，因为跨省贸易的难以衡量，省级的GDP核算比全国的GDP核算困难一点也是正常的（虽然，中国GDP核算以生产法为主，跨省贸易造成的误差对生产法统计的GDP影响应该不会像支出法那样大），但这些数据的偏差恐怕已经不是用误差所能解释的了。   看到那些省级数据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饿滴神阿。

还在出差中。   昨晚去某国中央银行的一个官员家里参加一个家宴，坐在我身边的碰巧是当地一家移动通信公司的一个负责人。   因为语言问题，他始终没法正确喊我的名字，老是“起亚”“起亚”的，我说好吧，汽车就汽车吧，总比坐在对面的当地一位挺著名的演员老是喊我“奶牛先生”强（他们发不出Guo，最后就变成Cow了）。他问我从哪国来，我说中国。他说他去过中国，我问哪里？他说是深圳。我顺便也就把深圳的简单历史给整个桌子的人简单的说了一下，对很多外人而言，中国大陆除了北京上海，剩下的城市名气就相对小多了。当然，我没有提“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件事，实在有点太中国特色了。   我问去深圳干什么？他说去采购通信设备，但说不清楚公司的名字。我问是不是华为，他点头说是。   然后他告诉我，他们公司的全部通信设施，移动基站之类的东西，全部都是用的华为的设备。我问为什么选华为？他说，他以前是在当地另外一家移动公司工作，那个公司用的是阿尔卡特的设备，后来他被现在的这家公司挖了过来，这家公司用的是华为的设备。所以，他对两个公司的设备都比较熟悉。他说华为的设备有两个特点：1. 价格便宜，2.在很多方面比阿尔卡特的设备更可靠。桌上的很多人当然对这家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中国公司感到很有兴趣，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手上的诺基亚，三星，索尼最后都是通过中国的设备连接在一起的，好在我本科时有不少师兄师弟同门同学最后都是去了华为工作，我也就搜肠刮肚的把我知道的不多的关于华为的事情说了说，当然过劳死的事情就略过了。   出差的好处是可以领略一个陌生的国家，见识各色人等，然后收获各种道听途说，这则关于华为的道听途说倒是一个意外，有点惊喜的意外。

这是炒冷饭，出差中，只能将就了。原文写于几个星期前，发于九月底的《瞭望东方》。美国医改的事情有了一些变化，但不影响本文的基本看法。 9月20日，星期天。和众多的星期天一样，这一天对很多美国人而言，意味着教堂、早间的政治访谈和下午以及晚间的体育比赛。但这个星期天不同之处在于，总统奥巴马同时在五个主要的政治谈话节目上出现，继续向美国民众推销他陷入困境的医疗改革。他独独避开了对他始终持批评态度，政治观点保守的福克斯新闻。 也许NBC新闻的主持人大卫·格里高利问的一个问题最能说明奥巴马为什么会陷入目前的困境。他问：总统先生，您在竞选的时候说，在医疗改革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做出一些艰难的，可能未必让很多人喜欢的选择。您能具体说一下这些选择是什么吗？您会对什么事情说不？奥巴马的回答，实际上回避了这个问题，以至于主持人都不得不在中间插话：您说的这些不算是艰难的选择吧？ 这其实正是问题的关键。医疗改革是一个触动每个人利益的改革，奥巴马却试图向美国民众承诺一个“皆大欢喜”、不存在太多艰难选择的改革。他向全美国民众承诺了下面几条：一、让目前4600万没有医疗保险的人享受医疗保险；二、现在有医疗保险的人，医疗不会变差，保费不会变高，换句话说一切只会更好，不会更差；三、政府赤字不增加，也就是政府不用往医疗体系里面净贴钱；四、绝大多数人不会增税。这就是所谓的“免费午餐改革”–––不用多花钱，却让更多的人享受更多更好的医疗。如果奥巴马说的都是真的，那这个改革确实不用面对艰难的选择。 “免费午餐改革”不是不存在。如果一个体系存在巨大的无效率，那通过增进效率确实可以实现不多花钱但是可以办更多的事情。美国的医疗体系，也很难说是一个有效的体系，虽然这件事情存在很大的争议。美国每年把六分之一的GDP花在医疗上，在几年前，这相当于中国全部的GDP。无论按总量还是按人均算，美国花在医疗上的钱比任何国家都多很多。但即便如此，美国全国还有大约15%的人口没有医疗保险，然后从新生儿死亡率到预期寿命，这些常用的反映国民享受医疗水平的指标看，美国在发达国家中排名都相对靠后。但从另一角度说，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技术和药物也主要来自美国，有最好的医院、医生和药物。这中间重要的问题是，美国医疗体系的无效率如果存在，究竟在哪里？ 奥巴马在这个问题上却始终语焉不详。他列举的那些无效率，比如说欺诈和浪费，医疗信息不能共享，预防性医疗等等，其实早被独立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判了死刑：那些事情省不下多少钱。事实上，奥巴马试图做的，只是在向各个派别的人做各种美丽的承诺：民主党希望实现全民医保，我给你；共和党担心赤字，我保证没有赤字。没有保险的人希望有保险，我给你。有保险的人不希望自己的保险发生变化，我保证不会变。没人喜欢增税，我不增。所有人都喜欢保费更便宜，那就更便宜。右派担心非法移民也会享受医保，我会在法律里明确写非法移民不能享受。总之，所有人的担心，都没必要，我已经承诺解决。 而真正艰难的选择，奥巴马基本上都回避了。重要的利益集团，医生、医院、保险公司、制药公司、工会还有目前享受政府医疗保险的老人和穷人，奥巴马一个都不想得罪。这就注定了，无论最后出台的医改方案怎么包装，都不会解决医疗体系中的真正问题，而能做的，只是把现有的体系扩大，覆盖到更多的人群。这也就意味着，必须有人为这多出的4600万人埋单，或是让这些人自己出钱，或是通过征税，或是减少现在享有医疗保险人的福利。换句话说，试图皆大欢喜的结果，就是不可能皆大欢喜。 几周前，共和党众议员乔·威尔逊在奥巴马对国会参众两院发表关于医疗改革讲话时，当着全美国电视观众喊出了：你撒谎。这是一件极度失礼的事件，但威尔逊未必不是《皇帝的新衣》里道破了天机的那个孩子。 免费的午餐，从何而来？皆大欢喜，谈何容易。

飞了36个小时，从华盛顿起飞到最后降落，路过五个机场，其中两个只有一条跑道，连滑行道都没有，飞机降落之后要原地在跑道上调个头然后再滑到停机坪。两个一条跑道的机场中的一个还是军民两用的，我们等着某国空军的战斗机降落之后，再起飞。如果我没有看错，那种飞机在中国叫歼七。   未来几个星期更新会很慢，甚至没有。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再过几个小时就要揭晓了。我在想，如果我是诺奖委员会的，今年我会选择比较稳健，不容易引起争议的经济学家，比如说做偏纯经济理论的。   按照这个标准，Fama可能要稍微再等等（他迟早是应该得的），今年把奖发给“有效市场假说”之父，恐怕争议会很大。   路透社猜得三组人中的一组：Taylor, Gali和Gertler，恐怕也要等等，Gertler和Bernanke合写的那篇著名的Jackson Hole的货币政策无需关注资产泡沫的文章，在这个时点争议也不会太小。   哈佛学生下注几率最大的Barro（这里很明显的存在哈佛自己的偏好），应该也属于相当有争议的，他自70年代中期以来，都是新古典的干将之一，和这场危机中广泛实行的旧凯恩斯的政策，格格不入。   当然，不排除诺奖委员会故意制造争议的动机，好在过几个小时，结果就要揭晓了。

早上，我Blackberry的闹钟叫醒了我，和往常一样，我在起床之前快速的浏览在我睡觉期间积累的一般大约十几封邮件，今天多了一封，还是中文的。因为兼容性的问题，我只能断断续续的明白那条新闻大约是说奥巴马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觉得那是一个笑话，或者是因为一些字没有正确显示，实际的新闻应该是奥巴马对今年的新科和平奖得主表示祝贺之类的新闻。   到了办公室，打开电脑，我的RSS阅读器上蹦出的一条是曼昆的博客：一个一年级的研究生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我还没读，就在想今天是怎么了，愚人节吗？一会儿有人给我发信说奥巴马得了和平奖，一会那边是一年级的研究生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先读的是曼昆的博客，想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笑话或者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天才真的被诺奖委员会发现了。一读，就发现，那很明显是个笑话—一个立志于要为经济学研究做重大贡献，但一篇论文还没有发表过的一年级研究生，怎么可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呢？曼昆说的其实就是奥巴马得奖的事情，我顺着博客里的链接，这才看到了奥巴马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新闻。 让我先明确的说，这件事情是对是错，都不是关于奥巴马的对错，而是关于诺奖委员会的对错。诺奖委员会可以选择给任何他们喜欢的人搬奖，被受奖的人并没有什么对错。我还得说，奥巴马上任以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前任政府的外交路线—简单说就是：单边和蛮不讲理。 但把诺贝尔和平奖发给一个最多只能算发表过几篇重要讲话—开罗讲话，布拉格讲话和纽约联合国讲话，上任刚刚九个月，还没有任何实质性成果的美国总统，无疑是在拿诺贝尔奖的权威性开玩笑。虽然和平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政治奖，和其它的诺贝尔奖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但这次授奖的决定也更像是闹剧。按照这个标准，多次发表过要“和平利用核能”重要讲话的伊朗总统也应该被授予和平奖，在戴维营熬夜促进以巴和谈的克林顿更应该被授予和平奖，事实上大概每个新当选的美国总统都应该能够凭自己的就职演说得和平奖，可惜的是诺贝尔奖并不应该是演讲比赛。 在我看来，这次授奖与其说是对奥巴马的肯定，不如说是对布什政府的报复。奉行单边和大棒主义的布什政府，不仅让美国的敌人厌恶，也让美国的盟友厌恶，也许最吐露心声的就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夫人谢丽.布莱尔的一句话：当（布什当选）的结果被最终确认后，可以说我们的心凉了（it’s fair to say that our hearts sank when the result was finally ratified）。 最后，我想说，虽然我不认同奥巴马很多的经济政策，但我是认同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姿态的。而且我相信，只要不被国内政治搞得焦头烂额，奥巴马政府在外交上是会有所作为的—一个不随便到别人的地盘插旗，一个不动不动就喊人“邪恶轴心”，一个不说“不站在我们一边就站在恐怖分子一边”，一个不狡辩酷刑其实是“增强型审讯技术”的美国政府，是会对世界和平有贡献的。 与此同时，就让我们等待奥巴马先生下一个重要讲话吧—奥斯陆诺贝尔演讲。

G20匹兹堡峰会讨论了很多问题，有两个很显著的话题：一是所谓如何实现全球再平衡，二是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的话语权。 为什么这两个话题显著，因为这个世界并不平衡，我称为一种失衡和另一种失衡。 一种失衡，也就是全球失衡，主要表现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国家有巨额的对外盈余，有些国家却有巨额的对外赤字。下面这幅图是我根据世界银行的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做的G20的19国（第20个成员是欧盟）2007年的经常项余额（缺印度数据）。仔细看这幅图，其实还是有点味道的。中国在2007年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顺差国了，经常项盈余直逼4000亿美元。但有巨额顺差的国家并不止中国，德国，日本，沙特和俄罗斯都有相当大的经常项盈余，前面两个国家是制造业大国，后两国国家是资源出口大国。而全球其实只有一个主要的逆差国，那就是美国，当年的经常项逆差超过7000亿美元。全球失衡，至少从这幅图看来，其实是全球第二，第三，第四大经济（中日德）和最大的两个产油国（俄罗斯和沙特）对全球第一大经济的失衡。 另一种失衡，就是各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比如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言权和各国的经济实力和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不平衡。下面这幅图是我做的G20各国2007年用PPP衡量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数据来自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和各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网站)的对比。这幅图也很有意思。中国用PPP衡量的GDP已经超过全球GDP的10%，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的份额不足4%，换句话说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的声音远小于中国实际的经济实力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有意思的是，紧接着中国的就是美国，美国的经济占全球经济超过20%，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的份额只有17%，但这里面重要的一点不同是美国具有一票否决权（IMF的决议需要有85%的份额认同），且世界银行的总裁自成立以来一直是美国人，而国际货币基金的第一副总裁也总是美国人，因此从实际的控制力上说，美国绝不能算吃亏。其它经济实力高于国际基金组织份额的国家，大多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土耳其，墨西哥，韩国和俄罗斯。 而在另一端，经济实力低于国际基金组织份额的国家，除了沙特以外，则主要集中于欧洲，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都在此列。 因此另一种不平衡，主要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前者已经做大，但在国际金融组织里的声音还相对小。后者已经相对变小，但还在很大程度上对国际金融机构拥有很强的支配能力。 从这两幅图也不难看出，在两件事情上中国都是至为关键的一个国家。全球失衡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顺差国，国际金融机构发言权改革中，中国是最需要得到补偿的。

这个也许很多人都看过了，不过我是才发现。今天在看一个著名右翼经济学家写的一篇论文，我估计这篇论文会引发克鲁格曼的一些反击，所以就去克鲁格曼的博客看了看，结果就发现了下面这一段。 克鲁格曼参加了今年的搞笑诺奖，他必须给一个名叫24/7的讲话，24是在24秒内用难以理解的术语介绍自己的领域（对克鲁格曼也就是经济学），7就是再用7个词解释自己的领域。这里是克鲁格曼的24/7（我尝试翻译，但并不容易，原文请见这里）: 24: 给定拥有良好定义的凸目标函数和/或者凸生产函数的最大化个体分散的有约束最优化，参与生产和交换并可以自由抛弃，导致，在没有外部性，市场力量和其它扭曲的前提下，存在一个可以用帕雷托最优来刻画的均衡。(Given decentralized constrained optimization by maximizing agents with well-defined convex objective functions and/or convex production functions, engaging in exchange and production with free disposal, leads, in the absence of externalities, market power, and other distortions, there exists … 繼續閱讀 →

在一定程度上讲，一个国家统计数据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   OECD国家，基本上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当然，有几个还是有点牵强），这些国家的数据，干净清晰，规范性和可比性强，分析起来非常舒服，这也是很多的跨国研究都使用OECD国家数据的原因。   经常用中国数据的人，都会知道，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和各个部委公布天量的各种数据，从数据量上说一点都不少，但问题是，你经常连最常用的数据都找不到：比如说按季度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最近开始公布增长率了），真正的失业率等等，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宏观数据，可是国家统计局目前还存在技术性的困难统计这些数据（这不是开玩笑，这还不是说国家统计局知道但故意不公布）。中国还有很多的数据对不上，还拿就业数据说吧：美国的就业数据有根据入户调查的，也有根据企业用工调查的，两个虽然不一致，但相差的并不多，可是中国按照入户调查的就业数据要比根据企业用工调查的就业数据多出好几亿人。   但中国的数据质量再差，还是比很多别的发展中国家强多了，我就拿我最近看到的某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说事吧，让我乐坏了：   我先想知道这个国家的人均GDP是多少，然后我发现这个国家在某一年人均GDP翻了一倍，我再仔细一看，原来这个国家的人口在那一年由原来的N万，一下变成的N/2万，这个国家没有发生战争，瘟疫之类的东西，就是他们的统计的人口数在一年之间被对半砍了一半。   然后我想看看这个国家国际收支的情况，让我忍俊不禁的是，这个国家的国际收支最重要的那一项是：误差和遗漏。换句话说，这个国家根本搞不清钱和物是怎么进进出出这个国家的，所以最后只能把所有的东西归于误差和遗漏。   好吧，那就看看货币和银行吧。我发现这个国家有非常完整的利率序列，还是月度的，让我高兴了一番，然后我就做了一幅图，让我惊异的是，利率是一条水平的直线，我这才发现这个国家的利率，存款也好，贷款也好，已经很多年没动过了，好吧，利率完全没有任何信息。那就看看货币量吧，M1, M2之类的，这个国家确实公布，但我看了一些，觉得怎么都不对劲，这个国家的经济据说在增长，可是货币量却在下降，这不是很合理。然后我发现，原来这个国家有大量别国货币在境内流通，但中央银行完全不知道有多少在流通，所以M1和M2也没有任何信息。   这个国家的数据还不是最差的，非洲一些国家的数据据说还要更恐怖。看完这个国家的数之后，再去看中国的数，我感觉好多了。

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美国的一位家庭妇女，好心帮助自己的邻居，让几个邻居的孩子在邻居上班之后到自己的家里待一会，然后等学校的校车来了，再送这些孩子上车，就是这么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最近，这位妇女遇到了麻烦，因为她收到了当地政府的一封信，这封信告知她这种做法是违法的，因为她相当于开了没有许可证的幼儿园，但这是不允许的。   很多人会觉得政府多管闲事，我基本上也这么看这件事。有些人可能会反应更强烈一点，觉得这是政府在干涉自由，人家你情我愿，且不会对外人造成任何不良影响，政府根本没有理由进行干预。但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挺复杂的，我下面要说的不是为政府的行为辩护，而只是在描述我为什么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挺复杂的。   现代市场经济和过去小农经济的一个重要不同就在于，现代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依赖于人和人之间的互动的，而小农经济不是如此。让我说的更清楚一点我的意思，你现在去超市里买一包牛奶，你是根本不会知道是谁挤的奶，是谁装的箱，又是谁运到的超市，你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人和人之间直接的互动完全被钱和物的交换取代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极大的提高了效率，造一支铅笔也许需要上百道工序，但参与的人完全不用谋面，只是通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能完成全部的协作。小农经济，或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村庄里，不是这样的。那个村里可能只有一个张铁匠，一个王屠户，一个李裁缝和一个赵厨子，在这个小的经济体下，你可能认识每一个你要打交道，做交易的人。你要是想吃红烧肉，几乎必然得从王屠户那里去买五花肉，第二天你出门，全村人估计也都知道昨天王屠户那里的五花肉是被你买走了，然后会问你红烧肉吃得怎么样。我说的这些都有点极端，但就是那个意思。   在一个小农经济里，你大概很难想象为什么需要一个政府来对经济和交易来进行任何管制，有无穷多其它的方式来自发的管制交易，信息，信用这些东西都非常充分。要是王屠户卖给了你带毛猪，他自己面子上就会过不去，然后全村人都会知道，完全不需要一个政府来规定：屠户不许卖带毛猪。   而现代市场经济就非常不同了，因为交易的非人化，使得信息和信用这些东西，未必总是在那里的。这么说吧，往牛奶里加三聚氰胺这种事情，在一个不受管制的现代市场经济中会比在一个小农经济中更容易出现－－下毒的人根本不认识被毒的人，反之亦然，中间的环节又这么多，如果没有政府，连追究责任都很困难。政府对很多事情的管制，比如说制定产品的质量标准并进行跟踪检查，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弥补信息和信用的缺失。自由主义者会论证，没有政府，市场也会自发的弥补信息和信用的不足，但我觉的这种看法并不完全经受的住实践的检验，特别是在短期，市场失灵的时候也是挺恐怖的，比如说麦道夫的旁氏骗局。   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说，一开始讲的那件事情其实是属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小农经济，这件具体的事情政府当然看起来是在多管闲事，因为邻里间的了解和信任，完全不用政府来画蛇添足。但是你大概很难由此推广到政府应该完全不管所有的无证幼儿园，市场在长期当然也可能会自己甄别出好幼儿园和坏幼儿园，可是在短期，特别在一个流动性很大的社会里，必要的政府管制（发许可证）未必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你总希望幼儿园能满足一定的卫生标准吧。但让政府自己来甄别什么样的幼儿园该管，什么样的幼儿园不该管，那条线应该划在那里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管多了，很有可能就出现这样多管闲事的情形，但管少了，可能就会有失职之嫌。   政府的边界，也许比市场的边界更难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