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07月 2008

看到电视里说中国是第一个举办奥运会的发展中国家，决定对这件事情考证一下。   什么是发展中国家不好说，一个简单的指标就是举办国的人均GDP以及当时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人均GDP的差距。当然，通常的情况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往往是一些很小的国家，比如说卢森堡，一个变通是干脆以美国为基准。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应当可以说是无可争议的世界强国，不算一个坏的基准。Augus Maddison有各国GDP的估算，奥运举办城市也很好查，所以我就花了点时间做了张表放在这里。这里的人均GDP全都折合成了1990年的美元，理论上是直接可比的。对有些数据缺失的情况，我就简单的用线性的方法推算一下。   年份/国家           人均GDP         美国人均GDP     比例   1896年希腊雅典        1250            3504            0.361900年法国巴黎        2876            4091            0.70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    4410            4410            1.001908年英国伦敦        4449            4561            0.98191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  3064            5201            0.591920年比利时安特卫普  3962            5552            0.711924年法国巴黎        4179            6233            0.671928年荷兰阿姆斯特丹  5720            6569            0.871932年美国洛杉矶      4908            4908            1.001936年德国柏林        4451            6204            … 繼續閱讀 →

到了浙江，看当地的新闻，一片“哀鸿遍野”之状。显然，这个经济上非常依赖出口的省份正在不成比例的承受着升值和通胀之痛。升值和通胀对出口企业的影响是类似的，都是使得出口的东西变得更贵，从而失去竞争力。   我在问我自己，人民币升值的步伐应该放慢吗？特别是在看到这么多负面的影响之后。想了想，我仍然认为人民币应该继续升值。   这里面有很多理由，我今天只想说一个：因为升值而淘汰的出口企业，都是最应该被淘汰的企业。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人民币的升值其实只是针对美元的升值，人民币针对主要贸易伙伴的有效汇率其实并没有升值，对欧元其实还贬了不少。说人民币升值有点误导，这个事情就不多说了，就假设人民币是升值的。   我在想，是什么样的企业，人民币升了一点就由赚钱变成了赔钱？一定是那些利最薄的企业，这几乎是废话。再问一句，什么企业利薄？就是那些买好原材料，发完工资，要是有贷款还完利息之后就不剩什么了的企业。那这样的企业到底在出口什么？什么也没出口，就是在出口最初级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这样的出口企业，恐怕是中国最夕阳的出口企业，如果不是人民币升值，这些企业的生命周期也相当有限。你就看吧，这次受冲击的企业中，纺织品企业最重，生产机电产品的就要好一些。我没有看到数据，不过我的猜测是，越有技术含量的出口企业越不害怕升值，越能把升值的成本增加转移到下游。   人民币升值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但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唯一结果。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后果是中国必然会向技术含量更高和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升级。直观的看，似乎是升值导致了一些企业的死亡，但这种死亡在我看来是非常自然的新陈代谢。   这个世界，适者生存。

这几天，全家去皖南玩了一圈。三年前，我和谷主从合肥去黄山的时候，还要走上六七个小时，现在高速通了，三个半小时解决问题。   我记得周其仁说过，他刚到美国那会(80年代末)，只对美国的两件事情印象深刻：一是美国的法制，二是美国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体系。但是，今天再到美国的人，至少从我接待过的人看来，再也没有人对美国的高速公路印象深刻了。   美国的州际高速公路体系通车里程大约有7万5千公里，到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已经基本修建完毕。中国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是沈阳到大连的高速路，300多公里，建成于1990年，到去年年末已经有4万5千公里，按照新华网的报道，到2010年会达到6万5千公里。我相信这个数据，因此，我估计(其实我也在很多场合听人说过，哈佛的前校长萨默斯经常用高速公路的事情来让美国人对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不出十年，中国就会超越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网。   我这里不是要歌功颂德，而是想说我的一个观察：我觉得中国的高速公路就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   我有一个亲戚过去的工作就是为高速公路征地，我还有一个很要好的中学同学大学路桥专业毕业后就一直在修建高速公路的一线工作，和他们这么些年来的交谈，给了我不少有用的知识。   先说最直观的吧，中国高速公路的里程增长非常快，修得也越来越漂亮，这和中国的经济增长就非常相似。但是，你要是再仔细看，高速公路上的路标做得还比较粗糙，信息不够精确，不同的高速公路之间的连接还没有做得很好。总之吧，你要是比较注意细节，你就会发现很多细节问题都关照的不够，漂亮的外表下，还有很多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虽然，这些看起来都是细节，但我敢说，完善这些细节需要花的时间绝对不会比修高速路本身花的时间短，花的精力少。我就觉得，过去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别是有和无的差别，过去国外有高速，中国没有高速，但是现在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别已经逐步变成了细节上的差别。同样是做手表，做出一块能走的表不算太难，但也卖不出太大的价钱，只有做出一块每个细节都精益求精的表那才困难，这样的表也是最贵的。   你再想想中国的高速公路是怎么修的。修路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征地，尽管征地中有各种各样具体问题，但为中国高速路的征地总的来说还是相对简单的，图纸画好了，政府一纸文书，征地人员拿着皮尺就把地拿来了，补偿是有的，而且越来越多，但是总的来说征地强制式的。从实现把路修通这件事情上说，这么做大概是最快的，最有效的。你想想中国过去这些年，有多少事情就是政府这么一拍板，三下五除二就这么做了。一个强势政府的强势推动，让很多事情迅速的就发生了。对于修路造桥而言，这其实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模式。说了这些，我们也不应忘记，这漂亮的公路后面，很多具体的家庭和人为之承担的代价，他们付出的和所得到的补偿是完全不成比例的。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修路造桥阶段成功的模式未必是对注重细节阶段成功的模式，强势政府有其历史作用，但很难说是历史趋势。   我的那个修路的同学，曾经花了一整个晚上，给我描述修路过程中如何“合法合理”的腐败，从挖土方，到架桥，到路面，到线路的设计，如何可以通过技术上的不确定性轻易的多拿成千万到上亿的工程款，这些还都只是技术层面的。这么说吧，一条高速路，造价动辄几十亿，百分之一的变动就是几千万，这里面玩弄猫腻的余地太大了。我的同学还告诉我另外一件事情，拿到工程的公司几乎没有自己施工的，直接转包出去，七包八包九十包，最后实际施工的其实都是私人的包工队。我的一个简单的判断是：中国的高速公路恐怕没有哪一条里是没有腐败的，有差别的只有大腐败和小腐败的区别。我这里不想做任何价值判断，只是做一个类比：中国的腐败问题是大家都知道的，腐败带来的各种问题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腐败没有把中国高速公路建设扼杀，腐败也没有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扼杀，这件事情在很多国家都没有发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其实还能举出很多相似点，有点写不动了，就到这里。

我最近频繁的被人问到一个问题，主要是记者和读者，问我如何看待抑制通胀和促进增长的问题，换句话说，此时此刻，货币政策应该把哪个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这让我想起了去年暑期，美国国内的一场辩论。美联储建立之时，国会赋予了联储两个使命：保持物价稳定和维持完全就业。这里用的语言虽然有点不同，但是基本的意思是一样的：美国的中央银行的任务是维持低通胀，高增长。这里说增长稍微有点误导，从民生的角度说，还是就业更重要，不过我这里不对增长和就业做区分了。去年夏天，国会专门召开听证会，听一些专家的意见，是不是应该把联储的这两个目标变成只有一个目标：只是维持低通胀。毫无疑问的是，专家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应该，一派认为不应该。   但无论认为应该还是不应该的，双方对于联储反通胀的角色是没有分歧的，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联储可不可以相机而动，在特殊的情况下，短期的牺牲一点通胀来换取更多的就业。这里主要的情况是成本冲击引起的通胀，比如说油价暴涨，已经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但同时又有通胀，此时联储如果再收紧银根来应对通胀，那对经济会造成更加负面的影响。   有很多人相信，中国此番的通胀正是成本冲击引起的，比如说清华的李道葵教授，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通胀还是增长确实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不同意这种成本冲击的判断(声明一下：我未必是对的，这里只是说我的观点)。我这里摘抄一下我两年多以前2006年5月16号写的博客，那个时候还没有粮价问题，也没有油价问题，那个时候从数据上看也没有什么通胀问题：   告诉我通货膨胀率吧 两天没有看新闻，没有想到麻省竟已是一片汪洋。楼下的查尔斯河虽然看上去波澜不惊，可是连日的暴风骤雨，已经将麻省，新罕布什尔和缅因的很多地区淹没。   与洪水一并上涨的还有中国的股市，一样是几天不看新闻，中国的股市也已绝尘而去，沪市已经直奔1700点了。还有广受关注的人民币汇率，也悄悄的突破了8:1的所谓“心理线”。更不要说我认为已经过热的经济（我以为经济过热应该是个共识，但是我猜错了，这才发现几天前清华大学还专门组织了一场讨论会分析经济究竟过热没有）。   这些事实，让我深深的疑惑，数据中一定哪里出了问题了，这些事情的一并发生实在是太诡异了，如果所有的数据都是对的。这次落入我视野的是通货膨胀率，我猜测，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又被低估的可能性。   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已经被证实肯定是不准的了，即便是相对较高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我仍然怀疑还是低估了实际的通货膨胀率。   如果通货膨胀率真的被低估，那对于货币政策松紧的判断，对于短期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判断等等全部都要重新改写。比方说，给定当前的利率，高通货膨胀率对于央行维持目前汇率的压力是大大增加。央行也许要在升值和通货膨胀之间做一个取舍。当然，这也许是个顺水推舟升值的好机会。   告诉我真的通货膨胀率吧，这个最重要的宏观变量之一。但无论如何，央行还应该继续加息。     抄在这里，不是想说我的先知先觉。而是想说，在我看来，中国的通胀其实开始于粮价和油价飙升之前，更在中国的猪突然都得了什么蓝耳病之前。这是我一直以来不认为中国此番的通胀是成本推动的主要原因。粮价也好，油价也好，猪肉价也好，是让这次通胀更难应对，但我仍然相信，此次通胀的起点是央行未能在通胀已经抬头，经济已经显现过热迹象之时适时的收紧货币，错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所有成本推动说的支持者都得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国通胀的露头要早于他们所说的成本冲击几个月甚至一年，这件事情如何解释？   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那通胀和增长根本就不是一个取舍问题，央行就是应该先把自己放出的通胀之兽收回。我知道很多企业现在都很难受，投资没有钱，流动资金枯竭，我这几天还听说，地下钱庄这段时间的生意非常好。但是，我上个月就提醒过：“任何有效的紧缩政策都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都会让依赖贷款的企业感到难受，没有无痛的紧缩(好吧，70年代的时候Sargent和Wallace写文章论证过在理论上存在无痛的紧缩，这迄今为止还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   虽然不能不顾企业的感受，但是也绝对不能因为有人喊疼就停下来，有人喊疼是必然的。我希望这一番起伏能让央行和企业都学会一点教训：大冷大热是最不好的。不想大冷首先就要避免大热，等到经济过热已经明显，通胀已经起来再去应对，已然是晚太多了。   通胀这个东西，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央行还得顶住压力继续抽，不可以前功尽弃。

看到国内学界，媒体和政府主管部门在热钱问题上的热烈讨论，实在是过瘾。从社科院张明的热钱规模已经达到1.75万亿美元，到外管局宣称中国没有热钱，只有异常资金，让你大概只能用人品来评判谁说的是对的了。   我见过不下六七个对国内热钱规模的估算，有几个还是作者直接发到我邮箱里的，我下面这句话没有任何批评的意思：所有的这些估算都是在做定义游戏。他们都是先自己给热钱下个定义，有时候并没有直接的说出来，然后按照自己的定义去解读同样的统计数字。所以1.75万亿也好，没有热钱也好，只是定义不同，根本没法比较。外管局的那个比较明显，说那些都不是热钱，而是叫异常资金。但是张明也是做了无穷多假设才搞出那个1.75万亿美元的数字的。   这么说吧，一个温州老板拿着钱去炒楼炒房和一个美国基金用各种方式把手里的美元用在中国炒楼炒房，这两件事情有本质区别吗？难道印着华盛顿头像的钞票比印着毛主席头像的钞票更热一点？难道人民银行通过外汇占款方式投放的基础货币就比人民银行通过别的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更热一点？是苍蝇就会叮有缝的蛋，哪国的苍蝇都一样。97年的时候，我就听一个香港教授私下里说，攻击港币的看上去台面上是索罗斯在干，但他严重怀疑最大笔的资金还是来自于香港本地。原因是他发现他那段时间特别抢手，那些本地金主们把他请去不厌其烦的听他讲枯燥的宏观模型，他看得出那些人显然不是对模型感兴趣，从那些人问得问题看来，他的猜测是那些人也想要投机港币。   从这个意义上讲，钱都是热的，和谁最终持有这个钱关系并不大。外面进来的钱可以抽出去，本地的钱也可以外逃，而且我保证，这两种钱到时走得都是一样的途径。   虽然我非常支持对短期资本流动进行严密的监控，甚至是必要的限制，但这不是针对外国人的钱，而是针对所有人的钱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坏钱和好钱之分，也没有冷钱和热钱之分。在此时此刻的中国，是钱都是热的。

我刚刚路过北京回家,在开始正文之前,我觉得纽约时报今天的一篇报道上开篇的这段文字比我的文字更能表达对奥运之前北京的印象:   如果西方人在离开飞机进入北京机场的新航站楼时感到震撼和迷惑,那是可以理解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宏大.这更是因为那种无法摆脱的感觉:你正在经过一个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关口,一个强烈的追求改变的世界,这个世界让西方国家留在了尘埃之中.   在中文媒体上看到了太多的正面报道,而在英文媒体中又看到了太多的负面报道,就是前两天,还是这个纽约时报,花了大篇幅报道美国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中国间谍案.这个故事算不上什么新闻,很多事情早就在媒体上报道过,在这个时间发这么一篇报道,时机的选择让人寻味.因此你大概只能通过亲眼所见,才能对奥运之年的北京做一个自己的判断.   我不多说了,只说一件事情:我和谷主昨天作车沿着东五环去机场,这里是北京的东郊,我们坐在车上可以清晰的看到西边的西山和北面的燕山.昨天也许是天特别好,但给定过去大多数时候在东五环上连东四环边上的建筑都看不清的经历,北京的空气质量显然是有长足的进步的,即便也许只是暂时的。   昨天一下飞机,谷主就在车上跟我妈说合肥建了好多新楼啊.我妈说:过二十年,合肥的房子估计是要多得没人住了.我们就问为什么.我妈说:现在都是计划生育,等二十年,等老头老奶奶们都死了,这么多房子谁去住啊.我听了之后心里想:这可是Andy Abel半篇Econometrica的观点.Andy说的是美国的股票市场,说的是等婴儿潮的那一代都退休了,他们就会逐步卖出手里的股票,而接盘的人口又没有那么多,因此美国的股价会逐步下降.   这些都是人口结构影响经济的观点,我没有那么高深,我最近还看到了另一个版本的人口结构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两件事情:   事情一:我做在饭店里吃饭,对面桌上坐着两个老人,一个年轻的女的还有一个看上去三四岁的小孩.很快我就弄明白了,一个是孩子他外婆,一个是孩子他奶奶,一个是孩子他妈,三个人伺候孩子一个人吃饭.我心里想:这就是人口红利吗?人口红利的意思就是一样的总人口,如果赡养比比较低,那这个经济的人均收入增长会相对较快.用大白话说就是,如果干活的人多,不干活的人少,那这个经济的活力会高一点.好吧,三个人干活,一个人吃饭,这样的人口红利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事情二:我早上起床去买早点,看到一个奶奶送孙女上学.孙女走在前面,奶奶在后面拖着一个那种带轮子的书包.这种书包我很熟悉,是博士生们比较喜欢的.如果你有特别多的书需要在图书馆,办公室或者家之间转移,这样的书包会很有帮助.因为这样的书包特别能装,而且可以在地上拖着走,不费力.我认识的不少破万卷书的博士生们都有这么一个包.可是我眼前的这个小女孩不过三四年级吧,她竟然就需要这么一个包.   这就是我看到的中国人口结构的另一个侧面:孩子们在享受着人口红利(故事一),也许享受的太多,有个词叫溺爱,同时孩子们又被要求为未来的人口负利做准备(故事二),一个孩子要承担四个老人,两个父母的全部希望,也许也是太多,有句流行的话叫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我觉得这是不健康的,很不健康.

我喜欢在候机的时候在机场里东张西望，走来走去。在美国的机场，你不仅会发现这里面走来走去的空姐大多是大娘级的，飞行员们也都不年轻，很多都两鬓斑白了。中国的情形则不一样，空姐们都很年轻，飞行员们也都年富力强。中美空姐年龄上的差距似乎部分的是因为美国的一部反歧视法律，据说过去美国的空姐也大多是年轻漂亮的，但这部法律要求航空公司不能够以年龄和长相作为录用的标准，否则就是歧视。航空公司为了避免法律上的麻烦，反而干脆找一些有些年龄的人来当空姐，这样就可以保证不被人告歧视。中美飞行员年龄的差距应该是因为一个非常不同的原因：中国飞机数量的增长太快了，又没有足够的有经验的飞行员，只能找年轻人来开，导致了整个飞行员群体的年龄相当的年轻。 中国飞行员，特别是有经验的飞行员的不足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是现实。航空公司，特别是正在扩张的航空公司，对飞行员的争夺也会在很长的时间里相当激烈。这大概是这几年频繁发生的飞行员和航空公司之间劳资纠纷的一个重要背景，动辄就是飞行员要求辞职或者跳槽，航空公司给你来个巨额索赔。 航空公司的索赔是有道理的，飞行员是我培养的，培养飞行员需要巨额的费用，不能说走就走。但这件事情的直接后果是，巨额索赔变成了飞行员流动的巨大障碍。这是不合理的，不能说我在你这里成为了机长，我就一辈子得为你开飞机，即便我对公司不满，即便薪酬已经比别的航空公司低很多，我也不能走。东航云南公司的返航事件，根据报道，似乎就是因为薪酬太低而起，飞行员们如果能自由跳槽，估计也不至于做这么流氓的事情。 我的一个很简单的想法是，给飞行员搞个像运动员那样的转会制度，是不是就能解决这种矛盾了？你要挖我的飞行员，可以，但是请付转会费。这个费用理想的当然是公司之间自由协商，但给定很多公司都是国有的这件事情，而且飞行员的技能相对容易界定，这个费用由民航总局根据成本，年领，飞行时间等各种因素来统一的制定，然后再给一定的浮动范围也是可以的。这样对航空公司和飞行员都算公平。飞行员可以自由流动而不至于个人去承受“巨额的索赔”，被挖的公司也不至于像疯了一样去阻止飞行员跳槽，挖人的公司也不至于只靠一点点工资就能把别人花了巨资才培养出来的“资产”无偿的占有。转会制度，其实就是把飞行员的飞行技能界定成了航空公司的资产，飞行员是飞行技能的物理所有者，但航空公司才是飞行技能的最终所有者。虽然，我也感到这样的区分有不少可能遭到置疑的地方，但给定航空公司的投入对于飞行员成长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简单的区分未必太坏。而且，这只是权宜之计，等到中国飞行员和飞机的增长进入稳态，目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对飞行员血腥的争夺大概就会自然的终结。在美国，飞行员似乎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换公司，一个飞行员在一个公司待的时间越长，级别就越高，对飞行时间和飞行路线的选择就越有自由度。换了公司，一切清零，虽然工资不会更低，但飞行的时间和线路就任人摆布了。 什么东西价格暴涨或者暴跌都会引起麻烦，飞行员也一样。

前段时间和谷主开车路过费城，顺路就去拜访了在宾大读博的师弟师妹。被款待了他们从树上亲手摘下的新鲜樱桃，还有两个多小时的宾大之游，很是尽兴。晚上，师弟师妹说去费城的唐人街一起吃饭，让我们跟着他们的车。我担心在城里到处都是红绿灯，容易跟丢。于是我建议说一个会合的地点，我和谷主靠GPS开去。这个时候有一个细节，师妹说：你还是跟着我们吧，不让你搞不清楚哪条路堵哪条路不堵。这个时候师弟立刻接口过去：要堵肯定都堵，这是一个均衡，有路不堵大家就都走那条路，结果就会堵。   事情的结果是我们既用了GPS，也跟着车，双保险，最后也没跟丢。但那个细节对我个人而言，实在是太有趣了。我想说，我太同意师弟的想法了，我不知道这是男性的共同点，还是学经济学的共同点，还是两者都有。   我跟谷主开车的时候，最经常发生分歧的地方就是，被堵在高速公路上时，谷主会努力的用GPS找一条和高速路平行的路，然后建议走那条平行的路。我一直对这个想法不敢苟同，原因就是上面师弟说的：我不相信高速公路上堵得跟停车场一样，平行的普通公路能畅通无阻。你说这是一个均衡也好，说这是有效市场也好，说这是无套利也好，都行，如果你相信人行道边不会躺着100美元，你大概也会相信不存在平行但是一条堵另一条不堵的两条路。   我怀疑我和师弟在这个问题上都有点市场原教旨主义。从我和谷主多次的尝试看来，平行的路有时候确实走起来快一点，当然，也有时候走得更慢，市场在平均意义上是有效的，但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是有效的。坚持市场是有效的，几乎在每个具体的点上都是错的，但是平均起来却差不多是对的。   我听一个北京的哥说，在四环路上，不停的变到车最少速度最快的道和始终沿着一条道开，前前后后不差多少。我相信他说的，喜欢“套利”的北京司机们，已经把四环路变成了一条相当“有效”的道路。“有效”到你已经不再可能通过变道而开得更快了。

早上，看郑洁历史性的闯入了温网的半决赛。郑洁身材不高，确切的说是有点矮，让她在处理很多球的时候很有劣势。当然，根据有些评论说，在草场上身材矮也有优势。原因是球在操场上反弹的高度会略低，这样对身材高的人反而可能不利。 虽然个人觉得男网的观赏性和竞争性更强，但是和很多其它运动一样，想在国际赛事上看到中国男子网球运动员走到郑洁这么远，恐怕还要且等着，阴盛阳衰似乎是中国竞技体育挥之不去规律。 你要是仔细想这件事情还是挺有趣的――中国的男运动员和女运动员应该是生活在一样的选拔制度，培养制度和奖励制度下的。网球也许有点特殊，据说国家在女网上投入的资源更多，试图先从女网突破，但在很多运动上，在男运动员身上投入的资源绝对不比女运动员的少。按照我个人的感觉，很多时候在男运动员身上投入的其实也许更多，足球和篮球肯定是这样的。但为什么女运动员会比男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特别是在跟欧美人的比赛中，更容易出成绩？ 这让我想起了引起萨默斯失去哈佛校长位置的导火索――他关于男女性别差异的一番评论。鉴于几乎没有人去读萨默斯的原文，我决定把相关的部分摘要的翻译一下： …有相当明显的证据表明，人类的很多特性――高度，体重，犯罪倾向，整体智商，数学能力，科学能力――不管它们的均值有没有差别 (注：在男性和女性之间)，这是可以讨论的，但它们的标准差是存在差别的，它们在男性和女性的人群中的变化程度是不同的。并且，这对于那些受文化影响和不受文化影响的特性都是如此。我们假设，我觉得这是合理的，比方说在最好的25所大学里的物理学家们，这些人(的智力)恐怕不是高于均值两个标准差，甚至都不止三个标准差。这些人(的智力)恐怕要高于均值三个半标准差或者四个标准差，这得要5000个人或者10000个人中间才能出这么样一个人。即使在标准差上的微小差别，也能引起潜在的有可能成为优秀科学家的人群大小有显著的不同… 我的翻译不算好，但我相信即便我翻译得很好，不少人大概也不能完全明白萨默斯究竟说了什么，更未必能看出后来报道说的：萨默斯说“女性不如男性”。萨默斯的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女性人和人之间的差别相对小，男性人和人之间的差别相对大，拿智力说吧，男性中间相对容易找到很聪明的，但也相对容易找到很笨的。但女性则不同，很聪明的可能相对少，但很笨的也相对少。因此，即使两个人群智力水平平均上是一样的，你也更容易看到更多的男性成为科学家。 不管萨默斯的这番话是不是贬低了女性，我觉得顺着他的思路也许可以解释中国体育为什么阴盛阳衰，当然，这个解释很可能是错的。 女性在身体素质上的差别相对较小，不仅在同一人种中间如此，在不同的人种中间也是如此，这就导致了从先天的条件上说，中国的女运动员和国外特别是欧美的女运动员身体条件上的差距并不太大。因此，在竞技体育上，中国女运动员的国际竞争力较强。男性的身体素质差别则相对较大，不仅在同一人种内部，在不同人种之间更是如此。亚洲男性和欧美男性的身体素质的先天差距较大，因此在很多项目上亚洲男性的竞争性较差。 这个理论是可以检验的，但并不简单。一个简单的检验是看是不是其它亚洲体育大国也存在阴盛阳衰－比如说日本和韩国。但问题是日本和韩国女性的地位和中国女性的地位还是不一样的，如果这两个国家男性在国际上的表现比女性好，不能简单的说这些国家没有阴盛阳衰，也许只是女性的潜能被抑制了，不被鼓励参与竞技体育。还有一个简单的检验是看欧美国家的运动员中亚裔运动员的表现，但问题是这个人群还太小，而且还有文化和自选择性的问题。 当然，如果中国真的有好的选拔和培养体系，这个理论即便是真的，中国的阴盛阳衰也未必会像现在这么明显。美国也许一千个人中间就有一个有潜力成为刘翔，中国也许要一万个人才能有一个潜在刘翔，但中国的人口基数比美国大得多，比欧洲那些国家更大得不知道哪里去，选得好和培养得好是能弥补一些先天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