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04月 2008

我做助教的哈佛本科生的《国际金融》课终于进入了最后的课堂报告阶段。总共三个题目，这是从十几个备选的题目中最后根据学生的兴趣选出来的。基本的做法是，学生在学期初选定一个题目，然后阅读文献，然后根据自己对文献的阅读和思考，确立一个立场，然后写一篇10页左右的报告，论证这个立场，最后是做一个课堂报告。上个星期的课堂报告是关于货币政策应该不应该对资产价格做出反应，这个题目估计在当下中国也是一个炙手可热的题目，我在华盛顿，没能参加。今天讨论的题目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周三会讨论主权财富基金的问题。 全班有一半的学生选了人民币汇率作为自己课堂报告的内容，可见这是一个相当让人关心的问题。今天的报告分成三派：浮动派，渐进派和一次升值到位派。这三派没有分歧的是：人民币必须要升值。这三派的分歧主要在于：如何和选择什么时机升值？ 浮动派的建议是：尽快过度到一个浮动汇率体系，这样所有汇率扭曲所可能带来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渐进派的建议是：保持目前这种有控制的升值态势，在长期慢慢使得人民币达到合理的汇率水平，但在短期，并不采用任何激进的手段。 只有一个来自上海的中国女孩提了第三种的看法，我称之为一次升值到位派：人民银行宣布一次性的人民币升值20－30％，然后用点财政政策冲消一下升值的负面效应，除此之外，所有其它东西暂时保持不变。 说实在话，我还真觉得一次升值到位的想法有些可取之处。我能感到，关于升值的辩论中，大部分的辩论并不在升值本身，而来自于升值所可能带来的其它变化，其中很多都是升值带来间接的影响。在听官员们在各种场合讲汇率问题的时候，我也隐约能感到，官员们的担心是“不确定性”－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是，你刚学车的时候，坐在车里摆弄各种玩意，只要车在原地不动，你大概都能把动作做的很到位。但只要车一开起来，不管车速是多少，你都会觉得手忙脚乱。 这么说吧，很多人习惯了车不动。只要车不动，车停在哪里没有关系。很多人担心的也是车开起来的感觉，因为毕竟多少年来，我们都是在汇率不动的情况下制定各种政策的，企业也是在汇率不动的情况下生存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次升值到位然后重新回到固定汇率的做法是有可取之处的。我们过去干过好几次一次贬值到位然后继续固定汇率的，人民币先从1：3贬到1：5，后来在1994年又从1：5贬到1：8，不过这个已经是十几年前的旧皇历，未必适用于今天。但一次性贬值的优点是－我们所有的旧系统仍然可以在新汇率下运作。旧系统是固定汇率的产物，具体固定在哪里没关系，旧系统只是不能适应一个不断变动的汇率而已。一次性升值，可以实现不用对现有金融，汇率，银行各个系统升级前提下的人民币汇率重新估值，从减少不确定性和维持系统稳定的角度看，我觉得也许是今天提到的三个方案中最有利的一个。 当然，一次性升值到位的一个技术性问题是，这会带来巨大的利益重新分配－出口企业会受损，进口企业会受益，会影响到产业格局。我觉得这件事情要这么看，一是国家需要通过一些暂时性的税收调节来减少汇率变动对各个企业的影响，我们出口退税的系统在那里，所以实现起来不是很困难。但需要明确的是，这些税收措施都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还有就是，那些完全走低价路线的出口型企业，即便中国不升值，他们的好日子也屈指可数了。中国的各种成本都在上升，中国，比起周边的那些更贫穷的国家早已没有什么太多成本优势。中国最低端的产业很快就会转移到越南和柬埔寨－你现在去逛美国超市就会有很明显的感受，服装的产地已经非常多元化，但是到了鞋还是中国造为主，电子产品更是中国造为主，换句话说，中国在最低端，技术含量最低的行业已经没有太多优势可言，中国只有向产业链的高端走，才有生存空间，这和升值不升值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当然就像那么上海女孩说的，她觉得这个想法是不可能被采用的，我也觉得不可能。这个方案仔细想其实可以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做法，但问题是它听起来像是一个非常激进的做法。激进的做法，是很难在政治上可行的。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在于支持或者反对抵制。从实际影响上看，抵制似乎是有作用的，是通过政治层面的影响来实现的。经济层面的影响不很清楚，我看到了一些报道说，家乐福被抵制之后，最终受损的可能是中国的供应商，这让我想写写这个题目（对了，我一直的宗旨都是尽量在这个博客里不谈政治，不谈政治不意味着我傻到不知道政治的存在，不意味着我不知道政治有多重要）。 抵制和重商主义有什么关系？抵制，其实就是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说白了就是干两件事情：努力的赚别人的钱，努力的不让别人赚自己的钱。英国人当年用坚船利炮打开别人的国家，然后目的是把自己的东西卖出去。你看看英国人当年和中国签的条约就知道了，经常的条款就是开放通商。在英国还是帝国的时代，英国人有着巨大的出超，或者说顺差，或者说经常项盈余。在中国的顺差如此巨大的今天，我们终于能够明白为什么重商主义是个很傻的想法－顺差不就是把钱借给别人用吗？顺差不就是自己省下来不吃给别人吃吗？所以，当今世界的帝国美国就一点也不糊涂，二三十年如一日的借债过日子。 如果你赚不到别人的钱，你能做的就是不让别人赚你的钱。如果官方做，这就叫贸易保护或者贸易壁垒，如果民间做，这就叫抵制。 但是重商主义完全把事情想反了。在重商主义的世界里，惩罚别人是把东西卖给别人而不买别人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要表达不满，应该抵制才对。这就好像你在路上碰到了你的仇人，你们两都饿着肚子，然后你强迫你的仇人吃了你身上带着的干粮，然后“抵制”你仇人身上的干粮，然后让仇人写下“欠下干粮一顿”的字据，于是你觉得很爽，觉得惩罚了对方。 其实更应该做的应该是像美国人那样：找法国人再多买100架空客飞机，然后给他们一堆反正也花不掉的美国票子。 我们在为过多的外汇储备头疼，有人觉得这是中国重商主义太盛行导致的。从大家都这么热衷于通过抵制来惩罚对手，看来重商主义的思维还确实是蛮流行的。抵制，从实际的经济效果看，极有可能伤害的是自己而不完全是对方。 当然，我请大家看过这段小说，所以有时候往自己身上而不是对方身上捅刀子还是有用的。 

去华盛顿开了几天会，讲点花边新闻吧。 第一天中午午宴，边上坐了一个美国国务院的人，还是在负责东亚事务的部门工作。边吃着饭，边聊天，自然而然的就说起了高原的问题。这位国务院的人认为应该取消火炬在高原的传递，认为这样做很愚蠢。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告诉这位美国人，随便断言另一个国家蠢本身是一件很蠢的事，当然是用非常含蓄的语言。然后给他介绍了一下高原的历史，特别是最近60年的历史－这段时间我和不少人一样，在恶补高原的历史，我没有护短，但我也告诉这位美国人，他知道的并不是真理。谈话在很不愉快的气氛中中止，其结果是，午宴的后半段，我们两人的头或者各自扭向相反的方向，或者是越过对方和别的人谈话，不再有任何交流。 终于和谷主开车经过了华盛顿著名的黑人聚居区，去年我们在华盛顿住了几个月，但是周围几乎一个黑人都没有。华盛顿是个非常种族隔离的城市，西北区是白人区也是富人区，剩下的几个区则是黑人为主。谷主今天告诉了我一个她觉得惊人的数字：华盛顿的公立学校里90％的学生是黑人。这次华盛顿之行对谷主而言最大的收获之一是，用她的话说：在美国当黑人挺惨的。我一直觉得，美国有深入骨髓的种族问题，只是表面文章做得很好罢了。黑人受歧视，华人一样也受歧视。 开会的第二天，听日本人伊藤隆敏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后来查了一下，这位伊藤最近被提名为日本央行的副行长，但是被否决了)。他说：中投和其它几个主权财富基金在次贷危机中扮演了骑士的角色，虽然看起来在短期他们吃亏了，但是长期看他们是会得益的－他们至少赢得了国际尊重。这句话不是说给中国人听的，所以这很可能是他真实的想法。 一时想不起来别的了，就到这里吧。

调量还是调价格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看现在关于如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争论，一派是支持控制总量的，另一派是支持对排放征税也就是调价的，双方都言之凿凿，各有道理。这里面的争论很多时候不是因为调量或者调价格哪个能够更好的达到目标－从目标上讲，限制总量和征税对减排也许都是一样有效的－这里面的争论很多时候是因为两种手段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分配后果。举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吧，我有一袋米，我的目标是把这袋米分掉，我可以拍卖，让价高者得，我可以把米王那里一扔，让力气大的人得，或者我排排坐吃果果一人一把。这样都是分了一袋米，但是不同的分法，带来的结果是很不一样的。 总的说来，我发现在调价还是调量的问题上，我的口味和政府很不一样。 控制通涨，央行的主要做法是提准备金率，控制货币发行量而不太动利息（中国的名义利率完全没有通涨上涨的快，这一年来，真实利率不是升了而是降了）。中国的货币政策，就是买十送一往下撒钱，然后央行在底下拿个口袋接着。没错，央行的口袋越大，漏到市场上的就越少，可是这也架不住买十送一阿。更何况，买十送一意味着谁拿着贷款就是净赚－负利率谁不愿意借阿？尽管有些争论，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是远高于0的。最后为了控制总量，只能是人为的分配贷款，毫无疑问，最想贷款的企业未必能拿到钱。中国的货币政策走控量不控价的后果是：一是量很难控制住，二是该紧的地方不紧，不该紧的地方紧了。现在很多小企业叫苦连天，这些企业，拉闸限电他们最先忍受（又是调量不调价），控制贷款，他们也最先忍受，这些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也许最重要的企业，在碰到政府控制总量的时候，往往却是最先的受害者。 到了房价的问题，事情正好反过来。你如果靠价格的上涨来解决人多房少的问题，其结果很可能是带来住房上分配的极度不均。给定住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必需品，住房上分配的太不均是会带来社会问题的。如果政府仅仅只把目光盯在价格上，而忽略了这后面的分配问题，那很多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过去的很多政策，比如说经济适用房，都是只注意价格，而不注意究竟是谁买了房子，其结果是看起来平均房价被拉下来了一点，但住房的分配问题丝毫没有得到解决－完全靠市场是价高者得，经济适用房变成了力气大，有门路者得，但这对解决住房分配问题有意义吗？几乎没有。房价问题的最终解决在于“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更多的是个量的问题，而不是价的问题。 像医疗这样既有量的问题又有价的问题的事情就更一言难尽了，中国的医疗现在是量小价高分配不均，所有的医改方案都表示能解决这三种问题但是各个方案的侧重点其实是非常不同的。看病和住房子不太一样，好房子住不起可以不住，但是难治的病看不起人们并不能不得，穷人得了富贵病怎么办？我个人仍然觉得医疗的问题应该从量入手（有很多人觉得是价的问题），但即便如此，也解决不了全部的问题，穷人得了富贵病永远都是棘手的问题。 数量和价格，从经济学的第一课就开始讲，一切似是显然，一切全不那么显然。

我和谷主吃饭一般分为两步，第一步：猛塞，因此通常谷主还没有吃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吃完了。第二步：说话，不停的说脑子里的奇怪想法，让谷主没有胃口吃剩下的那一半。 前天我问谷主：要是人人都持有中石油和中石化的股票，是不是全国人民就无所谓油价高低了。油价高的时候股票也涨，油价低的时候股票也跌，这也就是把风险对冲了。谷主跟我分析了一下，觉得我想得太简单了，我同意。然后我就又突发奇想，问谷主：那么你觉得油价涨，对整个地球而言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谷主很想回答，但是她先吐了一桌子。然后我很知趣的闭嘴了，饭桌上讨论这些干嘛？ 昨天，跑去在一个像温室一样的酒吧里吃午餐，我吃完之后就问谷主：你支持安乐死吗？谷主说，她觉得应该允许安乐死。我又问：你觉得医生有执行安乐死的权利吗？谷主不清楚。我又问：你支持死刑吗？你觉得生命是个人的吗？你觉得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的边界在什么地方？我正要继续说，发现谷主又吐了一桌子，我于是只能再次闭嘴。 今天中午吃饭。我又是先吃完了，然后就问谷主，这个限制大小非减持的事情为什么是利好？谷主说这个做法其实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办法。我又问：为什么是利好呢？谷主说，不清楚。我再问：那为什么是利好呢？谷主只能无奈的又吐了一桌子。 今天晚上，在我和谷主最喜欢的那不勒斯比萨店，我只是开了一个头：看到《纽约时报》上法国人“跪地求饶”的消息了吗？然后我注意到了谷主无辜的眼神，似乎是希望我让她安安稳稳吃顿饭，我动了恻隐之心，于是谷主终于吃了几天以来难得的一顿安稳饭。

谎言有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相信谎言的人，有那些“…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的人。 我开博的第一篇文章“仇恨的政治经济学”(那时笔法还很青涩，重新写也许能写得好一点，这个题目是照搬哈佛经济学教授Ed Glaeser的一篇发表于QJE的论文“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atred”)，写得就是国内“妖魔化”日本的问题。文章的意思很简单：人们总是宁信其有而不信其无的，而制造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无法亲身观察的国家或者族群的谎言是相当容易的，因为没多少人真的会去一探究竟，于是媒体也好，政治势力也好就很有动力来制造这样的谎言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当然，在中国，替日本人喊委屈显然是要挨骂的。不同的是，现在中国也开始享受日本的待遇了，被媒体“妖魔化”了。中国人突然觉得很委屈，很不公平。让我说的惊世骇俗一点：这没什么不公平的。 首先，这就是媒体和政治势力爱干的事情。“妖魔化”一个国家和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中国正在享受的是非常“正常”的待遇。我们可以抗议，可以表达自己的态度，但这件事情还会发生，发生很多次，一直发生下去。抵制啊，抗议啊只是表达态度，改变不了事情的实质。媒体要为他的受众服务，如果他的受众中有很多愿意相信谎言的人，媒体就会义无反顾的制造谎言。 第二，中国自己的手也不干净。这次是我们委屈了，但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关于日本，美国，还有更为广泛的“西方”或者“西方反华势力”的谎言还少吗？大家都在互相泼脏水，然后满足自己受众的需要。我看关于中国的报道，我一定是中英文看双份的，这样大概可以知道更全面的信息。我几乎不看中文媒体对美国的报道，因为中文媒体对美国的报道绝大部分就干三件事情：1.照抄英文报道，2.制造大字新闻3.用中国人的逻辑猜测事情是怎样的。我写过一篇“新浪，CNN和BBC”，和这个有点关系（怎么偏偏是CNN和BBC?太搞了）。从泼脏水的意义上说，中文媒体干得并不落后。 我看人们在抵制家乐福，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天知道这是不是一盆脏水。中国的手机短信里可是什么消息都能传播的，比如说：海南的香蕉致癌。但是，要求“事实真相”的愤怒的中国人，有多少人又在乎家乐福事件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扪心自问一下，赞成抵制家乐福的人中，有多少人去查过此事的证据究竟有没有？我自己花了一点时间研究中英文媒体，我是一点都没找到。 只准我往你身上泼脏水，不准你往我身上泼脏水，这就是很多愿意相信谎言的人的逻辑。愿意相信谎言的人全世界都有，所以这世界到处都是脏水。

本来是给报纸写的，因为言辞不够激烈和时效性不够被毙了。此报相当著名，中国国内还是有很酷很要求讲真话的报纸的。   涨价就是涨价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理由为什么东西会涨价。 但是，对一个每天去菜场买菜的主妇而言，这些理由完全不重要。她不需要区分什么叫全面涨价什么叫局部涨价，如果花同样多的钱买不到同样多的东西，她的实际生活质量就在下降。对老百姓而言，此通货膨胀非彼通货膨胀的辩解是毫无意义的，咬文嚼字，变换概念改变不了人们手中的货币购买力下降的事实。   诚然，从政策制定的角度，弄清通货膨胀的根源是至关重要的。不弄清根源，就无从对症下药。如果真的像有关方面说的，此次通胀是价格的“结构性上涨”而非“全面上涨”，那就得赶快让老百姓见识一下“结构性上涨”和“全面上涨”的区别。从一年前猪肉价格暴涨开始，中国的价格已经“结构性上涨”一年并有继续上扬的趋势，如果“结构性”的涨上两到三年，那所有的这些概念游戏都会成为笑话。   没错，全球很多国家都在通货膨胀的煎熬中，美国的通胀率已经走高并处于继续走高的阴影中，俄国，越南，阿根廷还有委内瑞拉的通胀率已经是两位数，更不要说已经发行千万元面额钞票的津巴布韦。这也许说明通胀是个全球性问题而不只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导致通胀的因素是全球性的而不是中国自身的。但这恰恰告诉我们，此次通胀不那么简单，这根本就是“全面上涨”，“内忧外患”，需要严肃对待，不是一句“结构性上涨”就高枕无忧了的。更何况，各国通胀率的不同也显示出了，即便在全球性的粮价和油价上涨的浪潮中，不同的应对还是能够得到非常不一样的效果的。欧洲中央银行在次贷危机面前仍然紧守通胀底线，在向市场提供流动性的同时并未急剧降息，从而保持了欧元区目前相对更低的通胀率。而俄罗斯央行在大量石油美元涌入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卢布汇率到的相对稳定，其结果是通胀重返两位数并有继续冲高的迹象。中国不像欧美有经济衰退的担忧，因此可以更果决的加息，至少也应该让真实利率变正。还有就是人民币升值，相对正在自由下落的美元升值已经没有意义，是要相对其它主要世界货币升值。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升值，俄罗斯就将是前车之鉴。   中国没有发达国家相对好的社会保险体系，欧美对低收入人群都有大量的补贴，特别是食品消费，因此中国必须在抑制通胀的问题上做得更好。近3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高通胀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不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曾经经历过三次高通胀：第一次是1985年，通胀首次达到了两位数，随后在1986年就发生了全国性的学潮。第二次是在1988年，通胀率超过20％，全国发生抢购风潮，第二年春夏之交又发生了政治风波。第三次的高通胀发生在1993－1994年间，那一次通胀让中国老百姓第一次见识了什么叫房地产泡沫。此时此刻，我们的通胀正在重新冲向两位数，在收入分配差距已经不是前三次通胀可以相比的当前中国，“结构性”上涨很难说不会带来“全面性”的问题。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对待通胀，温和就意味着纵容，而价格每涨一分，老百姓的福利就损失一分。政府不应再在通胀的定义上绕圈圈，这完全不重要。正视问题，更果断的行事才是关键。

下个星期要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做评论人，这几日一直在准备幻灯片。文章是关于经常项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是我非常熟悉的领域，所以挑毛病就跟玩一样，但很快我就意识到：自己太严苛了。有些问题是严肃的问题，有些问题是在吹毛求疵，有些问题是在抬杠。 于是，我决定把那些吹毛求疵和抬杠的都去掉。让我高兴的是：去掉吹毛求疵和抬杠之后，幻灯片不是一页都不剩了，还剩那么几页。让我不高兴的是：自己竟然在吹毛求疵和抬杠上花了那么长时间。 吹毛求疵和抬杠的原因有很多很多，其中的三个原因是炫耀自己的知识/能力/判断/智力、无知还有狭隘。 炫耀这件事情很简单。你揪住了一个细节，你即使知道人家的重点不是这个，可是你就是逮住不放。这不是在炫耀是在干什么？你看，你错了吧，你个笨蛋，被我看出来了吧。如果你受过很好的训练，你可以很轻松的把这种炫耀，这种吹毛求疵放在精心包装的学术语言里，让人不易觉察。 无知这件事情很可怕。人不是所有时候都能发现自己是在吹毛求疵的，我这次的发现可以说是一个意外。我评论的是一个自己花了相当长时间思考的问题，因此我清楚的知道很多看上去言之凿凿的批评其实是没把问题想透导致的。 举个例子吧，我们看到了事情A发生，你最本能的猜测是B，C，D，E四种原因可能导致A发生，但是如果仔细推敲，那么B和C其实根本不是原因，因此应该在D和E中找答案。如果你足够无知，拿起一篇分析A问题的文章，发现这个人只说了D和E，根本就没有提B和C。然后你就像如获至宝的一样批驳：这是一篇垃圾，连B和C这么显而易见的因素都没有考虑进来，还好意思来写文章，然后又肤浅的论述一遍B和C为什么可能是导致A的原因。 其实仅仅是无知还不足以让一个人变成这样，如果这个人在论述“B和C为什么可能是导致A的原因”的时候稍微想一想“人家又不是笨蛋，人家怎么可能连这么显然的B和C都没考虑呢？”，那么这个人也许就不会那么轻易的下结论了。因此，因为无知的吹毛求疵里多少还会有点自视太高的成分，换句话说，还有有点炫耀。 当然，前面说的这些，也许最终都源自于狭隘。狭隘是每个人的敌人。井底之蛙在以为天就是那块巴掌大的地方的时候是完全不会知道自己是错的。你如果告诉井底之蛙天不是它看见的那样，你是会被井底之蛙嘲笑的，它可以找到无数理由论证你为什么是错的－从它的视角看，它自己是永远不会错的，天确实就是那么大。我们在挑别人毛病的时候，千万别忘了，自己很可能就是那只青蛙。 这几日一直在听经济学诺奖得主丹尼.卡曼的讲演，他来哈佛连讲三天，马上就要去听第三场，真是大开眼界。再一次又一次的证实我一直的观点，人都是狭隘的，人只能努力的让自己不那么狭隘。 有人问他从他的角度，对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怎么看，他很酷的说：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经济学家们，被彻底鄙视了一下。

下面这是一幅我用IMF的数据做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的图(PPP衡量)，全部加在一起是100％。我取了4个点，1977，1987，1997和2007。中国是红色，我们国旗的颜色，印度是绿色，他们国旗的主要颜色之一，美国是蓝色，也是国旗的主色之一，日本人白色，其它是乱选的。在增量意义上，中国绝对已经是超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世界经济火车头了。2007年，中国对世界增长的贡献，超过美日欧全部的总和。这件事情不是一个新闻，但是看了这幅图，还是很震撼的。 Spaces home – Windows Live Spaces